第十三章 贸易差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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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差额乃是一种信念。
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它就蒙受了逆差损失，反之，如果该国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这个盈余就是其收益。这被人们当成一条公理，很多法律都是据此而制定的。
正是根据这种假说，莫居安先生 [2] 前天引用统计数字警告我们说，法国搞的对外贸易，每年要损失2亿法郎，实在是令人伤心，根本没有必要再搞这种贸易。
“11年中，通过贸易，你们损失了20亿法郎。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然后，他把他那无可挑剔的规律用于具体数字。他说，“1847年，你们出口了价值6.05亿法郎的工业制成品，而只进口了1.52亿法郎，在这里，你们赚了4.50亿法郎。”
“但原材料方面，你们的进口额是8.04亿法郎，出口额仅为1.14亿法郎，因此，你们损失了6.90亿法郎。”
这是天真幼稚的人士从一个荒唐的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错误结论的又一个好例证。莫居安先生已经发现了让达尔布莱 [3] 、勒伯夫 [4] 等先生对贸易逆差冷嘲热讽的奥秘。这可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还真禁不住有点嫉妒呢。
让我来说道说道莫居安先生及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据以计算收益和损失的那条规律的有效性。就举两个企业的生意为例吧，我一直都在做这种生意。
我住在波尔多，我生产了一桶葡萄酒，价值50法郎；我把它发送到英国利物浦，海关就在其记录本上记上一笔：出口50法郎。
在利物浦，这桶酒卖了70法郎。我的代表用这70法郎购买了煤炭，它在波尔多市场可以卖到90法郎。海关马上又记下一笔：进口90法郎。
贸易差额，也即进口额高于出口额的价值是40法郎。
在我看来，这40法郎，进了我的账面，是我的收益。然而，莫居安先生却告诉我，我损失了40法郎，由于我的这笔生意，法国损失了40法郎。
莫居安先生为什么在这儿看到的是损失？因为他认定，只要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就必然意味着要用现金来弥补这个差额。然而，在我讲的这个交易中————所有赚钱的生意其实都是这个路子————谁说非得用现金来支付那个贸易差额？商人总是要比较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只有在他确信或者至少是有可能做到，出口的东西再返回来时之价值有所增加才会做生意。这一点，应该不至于太难理解吧？因此，莫居安先生所说的损失，其实应当叫做收益。
我做完这笔交易后没有几天，就觉得后悔了。我后悔怎么没有再等几天。因为，波尔多的葡萄酒价格下跌了，而利物浦的酒价上涨了；那么，如果我不是那么性急，我就可以只花40法郎在波尔多买进葡萄酒，然后以100法郎在利物浦售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的收益会更大。然而，莫居安先生却告诉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蒙受的损失会更大。
我的第二笔生意结果则完全不同。
我花100法郎从Périgord买进了一些食用菌，准备卖给两位高贵的英国内阁大臣，价钱很高啦，我想可以换回不少英镑吧。唉，现在想来，我真应该自己享受这些美味（我说的是食用菌，而不是英镑或者托利党人）。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捞着，因为很不幸，货轮航行途中失事沉没了。海关官员本来已经在其记录中记下了出口100法郎，然而，这回却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进口了。
于是，莫居安先生就说了：法国赚了100法郎；因为，幸好轮船沉没了，出口额现在就大于进口额了。如果事情是另一个结局，轮船没有失事，我赚回了相当于200或300法郎的钱，贸易差额就刚好相反，于是，法国就成了受损失的一方。
从科学的观点看，在做生意的商人看来亏损了的生意，在那些整天搬弄理论的理论家们看来却成了赢利，这无论如何，也是件可悲的事。
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就更可悲了，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假定莫居安先生有权（由于他具有选举权，因而他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力）不顾商人的考虑和愿望，而根据自己的考虑和愿望建设“有益于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组织，大大推动国内工业的发展”，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莫居安先生必然会通过法律手段取缔一切在国内低价买进然后在国外高价卖出并且从国外进口国内急需之商品的交易，因为恰恰是这种生意，使进口额超出了出口额。
相反，他必然会容忍，事实上，他可能会鼓励————如果必要的话就（用大家交纳的税款）给予补贴————在法国高价买进然后低价在国外出售的一切生意；换句话说，出口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进口那些对我们没用的东西。因此，举个例子，他肯定会让我们随便从巴黎购进奶酪拿到阿姆斯特丹出售，然后从阿姆斯特丹买进最新时尚产品到巴黎出售；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贸易中，贸易差额才始终对我们有利。
是的，如果立法者不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这些问题自己为自己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自己享受收益、承担风险，那将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由他们自由行动，至少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如果出错，他自己遭受惩罚，自己也会学乖。然而，如果立法者横加限制，那么，他必然会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不断地犯错就将成为整个民族的行为规律。我们法国人十分热爱自由，我们却没有真正地理解自由为何物。啊，让我们好好地弄清楚自由的含义！否则的话，我们还不如别爱它。
莫居安先生还泰然自若地说，在英国，政治家们无一例外地接受贸易差额理论。在按照他的理论计算完贸易逆差带来的损失之后，他大声疾呼：“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英国，他们就会坐不住了，下院议员们无一例外都会觉得自己的位子不稳当了。”
而在我看来，我敢断言，如果某人跑到英国下院说，“我国的出口总值超过了进口总值”，只有在这时候，议员们才会觉得有问题了，我实在是怀疑，有谁敢在这句话后面再画蛇添足：“这种贸易顺差代表的是收益。”
英国人坚信，进口大于出口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早就注意到，这是所有商人的一致心态；正是如此，他们坚定地支持自由放任政策，致力于恢复自由贸易。
* * *
[1] 在讨论1850年的总开支预算时，莫居安先生很天真地阐述了非常古老而完全错误的贸易平衡理论（Moniteur of March27.）。巴斯夏在其《经济学的诡辩》中已经对此给予了驳斥，但他觉得，应该给予批判，尽管身体不好，他已经无法再登上讲坛，于是他写成本文，在3月29日投书一家日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请注意，作者在本文阐述自己的论题的时候简化了其假设，并且没有提到他在1845年已经论述过的内容。（参见《经济学的诡辩》第一卷第六章）。————法文版编者注
[2] Francois Mauguin（1785——1854），法国律师与演讲家，他坚信自由主义，为很多他认为受到政府迫害的人士进行司法辩护并获得胜利。1827年首次当选议员，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声名远播。————英译者注
[3] Auguste Adolphe Darblay（1784——1873），法国实业家，1840年到1848年间为议员。————英译者注
[4] Louis Lebeuf（1792——1854），金融家，1835年任法兰西银行董事。贸易保护主义者，是保卫国内工业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837年当选下院议员，1852年当选上院议员。————英译者注
贸易差额乃是一种信念。
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它就蒙受了逆差损失，反之，如果该国的出口额大于进口额，这个盈余就是其收益。这被人们当成一条公理，很多法律都是据此而制定的。
正是根据这种假说，莫居安先生 [2] 前天引用统计数字警告我们说，法国搞的对外贸易，每年要损失2亿法郎，实在是令人伤心，根本没有必要再搞这种贸易。
“11年中，通过贸易，你们损失了20亿法郎。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然后，他把他那无可挑剔的规律用于具体数字。他说，“1847年，你们出口了价值6.05亿法郎的工业制成品，而只进口了1.52亿法郎，在这里，你们赚了4.50亿法郎。”
“但原材料方面，你们的进口额是8.04亿法郎，出口额仅为1.14亿法郎，因此，你们损失了6.90亿法郎。”
这是天真幼稚的人士从一个荒唐的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错误结论的又一个好例证。莫居安先生已经发现了让达尔布莱 [3] 、勒伯夫 [4] 等先生对贸易逆差冷嘲热讽的奥秘。这可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还真禁不住有点嫉妒呢。
让我来说道说道莫居安先生及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据以计算收益和损失的那条规律的有效性。就举两个企业的生意为例吧，我一直都在做这种生意。
我住在波尔多，我生产了一桶葡萄酒，价值50法郎；我把它发送到英国利物浦，海关就在其记录本上记上一笔：出口50法郎。
在利物浦，这桶酒卖了70法郎。我的代表用这70法郎购买了煤炭，它在波尔多市场可以卖到90法郎。海关马上又记下一笔：进口90法郎。
贸易差额，也即进口额高于出口额的价值是40法郎。
在我看来，这40法郎，进了我的账面，是我的收益。然而，莫居安先生却告诉我，我损失了40法郎，由于我的这笔生意，法国损失了40法郎。
莫居安先生为什么在这儿看到的是损失？因为他认定，只要进口额大于出口额，就必然意味着要用现金来弥补这个差额。然而，在我讲的这个交易中————所有赚钱的生意其实都是这个路子————谁说非得用现金来支付那个贸易差额？商人总是要比较不同市场上的价格，只有在他确信或者至少是有可能做到，出口的东西再返回来时之价值有所增加才会做生意。这一点，应该不至于太难理解吧？因此，莫居安先生所说的损失，其实应当叫做收益。
我做完这笔交易后没有几天，就觉得后悔了。我后悔怎么没有再等几天。因为，波尔多的葡萄酒价格下跌了，而利物浦的酒价上涨了；那么，如果我不是那么性急，我就可以只花40法郎在波尔多买进葡萄酒，然后以100法郎在利物浦售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相信，我的收益会更大。然而，莫居安先生却告诉我说，如果真是这样，我蒙受的损失会更大。
我的第二笔生意结果则完全不同。
我花100法郎从Périgord买进了一些食用菌，准备卖给两位高贵的英国内阁大臣，价钱很高啦，我想可以换回不少英镑吧。唉，现在想来，我真应该自己享受这些美味（我说的是食用菌，而不是英镑或者托利党人）。那样的话，我就不会鸡飞蛋打，什么也没捞着，因为很不幸，货轮航行途中失事沉没了。海关官员本来已经在其记录中记下了出口100法郎，然而，这回却再也不会有什么东西进口了。
于是，莫居安先生就说了：法国赚了100法郎；因为，幸好轮船沉没了，出口额现在就大于进口额了。如果事情是另一个结局，轮船没有失事，我赚回了相当于200或300法郎的钱，贸易差额就刚好相反，于是，法国就成了受损失的一方。
从科学的观点看，在做生意的商人看来亏损了的生意，在那些整天搬弄理论的理论家们看来却成了赢利，这无论如何，也是件可悲的事。
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就更可悲了，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假定莫居安先生有权（由于他具有选举权，因而他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权力）不顾商人的考虑和愿望，而根据自己的考虑和愿望建设“有益于国家的商业和工业组织，大大推动国内工业的发展”，那么，他会怎么做呢？
莫居安先生必然会通过法律手段取缔一切在国内低价买进然后在国外高价卖出并且从国外进口国内急需之商品的交易，因为恰恰是这种生意，使进口额超出了出口额。
相反，他必然会容忍，事实上，他可能会鼓励————如果必要的话就（用大家交纳的税款）给予补贴————在法国高价买进然后低价在国外出售的一切生意；换句话说，出口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进口那些对我们没用的东西。因此，举个例子，他肯定会让我们随便从巴黎购进奶酪拿到阿姆斯特丹出售，然后从阿姆斯特丹买进最新时尚产品到巴黎出售；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贸易中，贸易差额才始终对我们有利。
是的，如果立法者不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这些问题自己为自己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自己享受收益、承担风险，那将是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由他们自由行动，至少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如果出错，他自己遭受惩罚，自己也会学乖。然而，如果立法者横加限制，那么，他必然会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不断地犯错就将成为整个民族的行为规律。我们法国人十分热爱自由，我们却没有真正地理解自由为何物。啊，让我们好好地弄清楚自由的含义！否则的话，我们还不如别爱它。
莫居安先生还泰然自若地说，在英国，政治家们无一例外地接受贸易差额理论。在按照他的理论计算完贸易逆差带来的损失之后，他大声疾呼：“如果这种局面出现在英国，他们就会坐不住了，下院议员们无一例外都会觉得自己的位子不稳当了。”
而在我看来，我敢断言，如果某人跑到英国下院说，“我国的出口总值超过了进口总值”，只有在这时候，议员们才会觉得有问题了，我实在是怀疑，有谁敢在这句话后面再画蛇添足：“这种贸易顺差代表的是收益。”
英国人坚信，进口大于出口对于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早就注意到，这是所有商人的一致心态；正是如此，他们坚定地支持自由放任政策，致力于恢复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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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讨论1850年的总开支预算时，莫居安先生很天真地阐述了非常古老而完全错误的贸易平衡理论（Moniteur of March27.）。巴斯夏在其《经济学的诡辩》中已经对此给予了驳斥，但他觉得，应该给予批判，尽管身体不好，他已经无法再登上讲坛，于是他写成本文，在3月29日投书一家日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请注意，作者在本文阐述自己的论题的时候简化了其假设，并且没有提到他在1845年已经论述过的内容。（参见《经济学的诡辩》第一卷第六章）。————法文版编者注
[2] Francois Mauguin（1785——1854），法国律师与演讲家，他坚信自由主义，为很多他认为受到政府迫害的人士进行司法辩护并获得胜利。1827年首次当选议员，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声名远播。————英译者注
[3] Auguste Adolphe Darblay（1784——1873），法国实业家，1840年到1848年间为议员。————英译者注
[4] Louis Lebeuf（1792——1854），金融家，1835年任法兰西银行董事。贸易保护主义者，是保卫国内工业委员会领导人之一，1837年当选下院议员，1852年当选上院议员。————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