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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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昌黎集外文
三器论 事类文聚本
或曰：天子坐于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使万方之来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归，而太平之阶具矣。后王者或阙，何如？
对曰：异乎吾所闻。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系也。子不谓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诸侯，美矣，幽、厉居之，何如哉？子不谓传国之玺帝王所以传宝者邪？汉高、文、景得之而以为宝，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谓九鼎帝王之所谓神器邪？夏禹铸之，周文迁之而为宝，美矣；桀癸、纣辛有之，何如哉？若然，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阶，决非三器之所能也。夫帝王之圣者，卑宫室、贱金玉、斥无用之器，以示天下，贻子孙；而后王犹殚天下之土木不肯已，又安忍夸广之尊其为明堂欤？若传国玺之狂嬴贼新，童心侈意而为之，示既有之，不抵之足矣，称其符瑞则未也。若九鼎之死，百牢不能膏其腹火，万载不能黔其足，其烹饪祠之用又足取，岂不为无用之器哉？尧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导川决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销九金，乃铸九鼎，仪万有之族，露怪异之状，其护人已，其救人已。后王决不如大禹识鬼神之状，又无当时汩没之危，而徒欲阃金大广器物，与夫垫巾效郭、异名同蔺者，岂不远哉！是亦见谬也。噫，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上张徐州荐薛公达书
愈闻士有己未达而达人者，大夫意宁实之哉？小子诚其人。今言则无故过濡恩惠，思以极报之谓也。伏惟阁下仁义风天下，任帝室宏寄，名誉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无声色之娱，金帛之富，车服之制以从之〔一〕，则亦称显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则可以取特达不羁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礼，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鸿恩。
〔一〕一无此三字。
侧见河东 薛公达，年二十有六。抱惊世之伟材，发言挺志，敻绝天秀；服仁食义，融内光外；直刚简质，与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议，凛莹冰玉，隐慝潜奸，灭心铄谋；然今尚幽塞未光，弢缩铦利，静居河 洛。惟高公之清风，驱马千里，文以为贽，求拜华轩。公则见之矣〔一〕，遇采〔二〕甚厚。惧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黩视听，不以今之誉言；故小子忘惧，激愤献此，惟公明之。
〔一〕集作“以”。
〔二〕集作“未”。
夫垂纤饵溟泉，冀吞舟之鱼则疏；施薄礼天下，取特达之士亦难：大夫其裁之。
下邳侯革华传
下邳侯 革华者，其先陇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为，黄帝时以力见召，拜大司农。以其辟土有功，又知稼穑艰难，迁轻车都尉，子孙相继。至周武王时徙桃林，冠冕遂绝。其后人思其济世之才，因复其位而加任使焉。
华父犨，生五年，袭先祖爵，仕至上轻车都尉。华母居长乐，有乳哺之恩。越王 勾践时，尝侍宴姑苏台，诗所谓“有觉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于辕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执刀而解之，其枝〔一〕派分离散在他处。革华，长子也。上念其父劬劳而死于王事，封华为下邳侯，诏将作大匠治之。华性坚劲崛强，难以直御；匠以其膏润之，然后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会太原人金十奴与新郑人斯生荐华于五木大夫，是后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释褐，赐墨绶焉。
〔一〕“枝”，集作“支”。
华尝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处在上左右，足矣。”及献之，果然。华为人善履道，别威仪，进止趋跄，一随人意。上将驾出游，畋猎驰骋，球击射御，及交宾接贤，礼神祭祀，未尝不召华俱往，伏事上。久之，因〔一〕开口论议，泄露密旨，上由是疏之，诏将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补过之。寻献于上，上虽纳之，然亦不甚见重。有泥涂贱处，方召使之，余并不得预焉。
〔一〕“因”，文粹作“忽”。
顷之，上见其颜色，衰惫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惫，不任吾事，今弃于市朝〔一〕，不复召子矣。”遂弃之而终。华无子，其继者，族人矣。
〔一〕袁本作“今弃子”。
太史公曰：华之先皮姓，轩辕时，苍颉观鸟迹制文字，以其始于皮而声于革，故从“革”焉。初，华〔一〕自胡而来，赵武灵王时见重，是后子孙盛于中国。汉书 功臣表有煮枣侯 革朱者，即其后也。
〔一〕“华”，集作“革”。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
新唐书本传
今以李翱所撰行状、皇甫湜所撰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所撰年谱、程俱所撰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见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见于集者，不复载云。
韩愈字退之，邓州 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一〕。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二〕。
〔一〕〔补注〕姚范曰：茂于退之为六世祖，记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以高祖言之。
〔二〕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阳人”，而公常自称“昌黎”。李翱作公行状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乡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尝居南阳，又隶延州之武阳。”而旧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盖因李碑而加“邓州”二字也。然考汉书 地理志有两南阳：其一河内 修武，即左传所谓“晋启南阳”也；其一南阳 堵阳，即荆州之南阳郡，字与“赭”同，在唐属邓州者也。元和姓纂、唐书 世系表有两韩氏。其一汉 弓高侯 颓当玄孙骞，避乱居南阳郡之赭阳。九世孙河东太守术，生河东太守纯。纯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随司马休之入后魏，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后魏中郎颖。颖生播，徙昌黎 棘城。其一则颓当裔孙寻，为后汉 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稜，后徙安定、武安。至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门。生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 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会、愈，而中间尝徙陈留。以此而推：则公固颍川之族，寻、稜之后，而不得承骞之系矣。而洪兴祖所撰年谱，但以骞之后世尝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说，独以赭阳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书而见公世系之实，则遂讳匿，不敢复著仲卿、会、愈之名，而直以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据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说，以为骞乃韩瑗、韩休之祖，而公自出于寻、稜，与二书合。其论南阳，则又云：今孟、怀州皆春秋 南阳之地。自汉至隋，二州皆属河内郡。唐 显庆中，始以孟州隶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县入河阳三城使；其后又改为孟州。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归河阳省坟墓，而女挐之铭亦曰：“归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张籍祭公诗亦云：“旧茔盟津北”；则知公为河内之南阳人。其说独为得之。公诗所谓“奋籍在东都”，“我家本瀍谷”，则必以地近而后尝徙居耳。但据此则公与昌黎之韩异派，而每以自称，则又有不可晓者。岂是时昌黎之族颇盛，故随称之，亦若所谓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者邪？然设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则其去赭阳已历数世，其后又屡迁徙，不应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远指邓州为乡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说，亦同董氏，而王铚以为公生于河中之永乐，今永乐犹有韩文乡，则其说为已诞。盖其世系虽有不可知者，然南阳之为河内 修武，则无可疑者。而新史、洪谱之误，断可识矣。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一〕。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二〕。擢进士第〔三〕，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四〕。调四门博士〔五〕，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六〕，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七〕；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八〕；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九〕，迁职方员外郎〔一〇〕。华阴令柳涧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一一〕。
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一二〕，史馆修撰〔一三〕；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一〕李汉序云：先生生于大历三年戊申。三岁而孤。见祭嫂文及乳母志。会事见卢东美志。洪谱云：卢志所谓“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旧史以为从父兄，误矣。又云：旧史：（大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柳宗元先友记云：“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会既卒，公携家北归，葬会 河阳。建中 贞元间，复避地于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见欧阳詹哀词、复志赋、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诗。
〔二〕行状云：“读书能记它生之所习。”墓志云：“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今按复志赋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则公之为学，正在就食江南时也。
〔三〕洪谱云：（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师。见祭老成文、欧阳哀词、答崔立之书。（五年己巳）有上贾滑州书。（六年庚午）有河中府连理木颂。（七年辛未）有送齐皡序。（八年壬申）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五，见上邢君牙书。唐科名记云：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公名在榜中。见与陆员外书。旧史云：“大历 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由是知名。”是年有争臣论。（九年癸酉）博学宏词试太清宫观紫极舞赋、颜子不贰过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及与韦舍人书。（十年甲戌）有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方考：“此议当系十一年试宏词下，未详是否。”洪谱又云：是年尝归河阳省坟墓，见祭老成文。有赠张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试宏词，见答崔立之书。有三上宰相书，皆不报。是年去京师，过潼关，有感二鸟赋。既归河阳，有画记。遂自河阳如东都，有祭田横文。今按：八年以后，此年以前，又尝游凤翔，以书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诗。洪程皆定为此年六月，误矣。
〔四〕董晋行状云：“十二年七月，晋拜宣武节度使，受命遂行，韩愈实从。”公行状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墓志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进士从董晋平汴州。”“推官”，旧史作“巡官”。洪谱云：二状载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与史合，而志碑所记皆后二年，殊不可晓。岂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应如是之缓也。方考：“蜀本、樊本无‘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历官二十有七年尔’；然自公卒之年逆数之，亦当以十四年三十一岁为历官之始。故公入汴虽在十二年，然水门记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犹但称‘摄节度掌书记前进士韩愈’，是辟命犹未下也。计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当以命下之缓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 方得之。碑 志所计年数，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为失；但云十四年从董晋平汴州，则误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当以公之自言及二状二史 通鉴为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审，不足据也。旧史之作“巡官”，则程记已辨其非矣。洪谱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复志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诗、水门记、杨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晋行状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从丧行，四日而汴州乱。有汴州乱诗。历官记云：汴军乱，愈家在围中，寻得脱。下汴东趋彭城，愈从丧至洛，还孟津，度汜水，出陈 许间，以二月暮抵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居之于符离 睢上，及秋将辞去，建封奏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见欧阳哀词。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诗、答李翱书、上建封书、论晨入夜归事。后又有谏击球书、贺白兔状、徐泗豪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崔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归彭城诗。夏去徐西居于洛阳，见孟东野书及题下邳李生壁。按公与东野书欲至秋辞去，而题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则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旧史亦云公“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岂竟以此不合，虽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军乱，见白乐天哀二良文。在洛有与卫中行书。冬，公如京师。
〔五〕洪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师从调选，三月东还，见与卢汝州荐侯喜状。将归，有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是年有送李愿归盘谷序、李楚金墓志。公自去年冬参调，竟无所成而归，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门博士之授。为博士日，尝谒告归洛，因游华山，即答张彻诗所谓“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者也。李肇国史补云：“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为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考公诗，则知国史补乃实录也。是年有送陆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序、与崔群书、施士丐墓志、马汇行状。〔补注〕陈景云曰：博士之除，在十七年，是年与杨敬之书有“仆守一官”之语，是必在已授博士后，盖可证公为博士非十八年也。
〔六〕洪谱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监察御史，时有齿落、哭杨兵曹凝、陆歙州诗；及与陈京给事书、禘祫议、论权停选举状、苗氏墓志。又上李实书称“前守四门博士”，时已罢博士，未受御史之命。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盖公自贞元五年从郑、滑间复来京师，至此十五年矣。实录于实，诋之不余力，而此书乃盛称其所长，此又不可晓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为满，公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罢，罢而复迁。行状、墓碑皆只言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而此书称‘前’官，又以文投贽于李实，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尝罢博士而别迁也。是岁七月，公犹任博士，乞免停选状谓‘臣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可以考也。罢免之由，不可详究。然恐不至于媚实以求进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实、韦执谊辈耳。公盖未免于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饥状专指李实而言，其修实录，又于实一辞不恕，独于此书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来京师，在贞元二年也。至贞元十九年，实十八年矣。今云‘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洪虽以再至言之，其实牵合也。并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谱又云：是时有诏以旱饥蠲租之半，有司征愈急，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关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 阳山令。幸臣，李实也。见进学解及祭张署文。旧史云：“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则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方考云：“公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行状但云‘为幸臣所恶，出宰阳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翱 湜皆从公游者，不应公尝论宫市数千言，而状及碑志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状且谓‘为幸臣所恶’，而公诗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 王之党已成。是年，补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类此也。忆昨行云：‘伾 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兼‘宫市’、‘旱饥’两事言之，而又不考韦 王始末，故为申及之。”洪谱又云：以公诗考之，盖以十九年冬末贬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阳山时，有同冠峡、贞女峡、和张十一功曹、送刘生、谢李员外诸诗；及别知赋、送杨八弟归湖南序、区册 序、答窦存亮书、王弘中燕喜亭记。
〔七〕洪谱及历官记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顺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贞，迁者皆追回。愈为观察使所抑，只徙江陵府法曹参军，事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及张署墓志、河南同官记。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离阳山，俟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见祭李郴州文。时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诸诗。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谒衡岳庙诗。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寺及湘中诸诗。自此泛洞庭，有阻风赠张十一诗。至岳州，有别窦司直诗。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学士诗，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书、郑夫人殡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则其箴盖是年所作。谓“幕中之辨”，盖谓在徐州时；“台中之评”，则谓为御史时也。
〔八〕洪谱云：（永贞元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时宪宗即位之逾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犹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归、赠张十一、郑群赠簟、答张彻诸诗。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还朝后，有丰陵行、游青龙寺，赠崔立之、送文畅诸诗，城南诸联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志。（二年丁亥）春，公为博士，有元和圣德诗并释言。行状云：“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而公作周况妻韩氏墓志乃云：“从兄俞卒开封尉，愈于时为博士，乞分教东都生，以收其拏于开封界中教畜之。”“飞语”即释言所解之谗，而竟不能解，故以兄丧为辞而求去耳。时宰相郑，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离京赴东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见寄诗。是年有张中丞传后叙、答冯宿书、卢于陵墓志。（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见行状。有酬崔十六少府及东都遇春诗、与少室李渤书、裴复墓志。新史渤传云：“洛阳令韩愈遗渤书。”公时为博士，五年方为河南令，未尝为洛阳令也。〔补注〕陈景云曰：注谓“在江陵有答张彻诗”。按答张诗乃公从江陵还朝官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时也。
〔九〕洪谱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神道碑云：“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状新旧史皆云“员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误也。方考：“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辞亦作员外郎。”洪谱又云：神道碑云：“中宫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历官记云：“公判祠部日，与宦者为敌，恶言骂辞，狼籍公牒。乃上书留守郑余庆，乞与诸郎官更判，不见允。”在东都有游嵩 洛诸题名，送李翱、侯参谋、和卢汀、钱徽、与窦韦寻刘尊师诸诗，送李正字归湖南序并诗、郑涵校理序、祭薛公达文并墓志、京兆韦夫人墓志、河南府同官记。（五年庚寅）授河南县令。神道碑云：“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士，官无敢问者。先生将擿其禁，以壮朝廷，断民署吏，俟令且发。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还为言，宪宗悦曰：韩愈助我者。是后郓邸果谋反。”东都将署留守，以应淮 蔡。又有上留守郑公启，时公以论事失郑公意，既令河南，军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悦，公以启辨明，且力求去，见集中。行状云：“改河南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疑郑公卒听其言，故军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诗、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诗及月蚀、招杨之罘、河南令舍池台诸诗，张圆墓碣、卢殷墓志。
〔一〇〕洪谱云：（六年辛卯）行尚书职方员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穷文，辛卯年雪、寄卢仝、谁氏子诸诗，送温造序、乳母志。至京师有酬卢云夫望秋作、石鼓歌、复仇状、卢丞、房武、毕坰墓志。
〔一一〕洪谱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职方员外郎复为国子博士，年四十五。旧史云：“愈因使过华，上疏理涧。”公自去年以来，未尝出使。或云：“即公赴职方时过华，睹其事，遂疏于朝尔。”进学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见治。”旧又作“三为博士”。按：公贞元壬午，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为国子博士；丁亥，分教东都；今年，又自郎中下迁：凡四为博士矣。此先言暂为御史，继言三为博士，则自丙戌而后三历此官也若云。“三年”，则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考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厘而为二其为博士实三迁也。当作‘三’为是。”今按：上句言暂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为言，恐当作“年”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谱又云是年二月有论钱重物轻状。新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于是诏百官议革其弊。”方考以为：“此议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鉴附之长庆元年秋，为得其实。今年初，无此议也。惟会要载元和六年二月，制谓建中后货轻物重，许诸道所纳见钱，五分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段。或当时有此议，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东都，洪误矣。”洪谱又云：是年有石鼎联句、赠刘师服诗、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志、路应神道碑。
〔一二〕洪谱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旧史云：“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时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也。是年有答刘秀才论史书及乌氏、田氏庙碑、郑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国夫人墓志。
〔一三〕洪谱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为考功郎中，依前史馆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诰。是年有元微之书、田弘正书、送张道士序、刘昌裔神道碑、王适、孟郊、扶风郡夫人墓志。（十年乙未）公知制诰。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及寒食直归遇雨二诗，与李绛书、进顺宗实录状。旧史云：“愈撰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按：退之作史详略，容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当时议者非之，卒窜走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绰二书。论淮西事宜状，说见明年。又有捕贼行赏表、蓝田县丞厅记、独孤郁、卫之立墓志、徐偃王庙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一〕。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协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二〕。
〔一〕洪谱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丙申，赐绯鱼。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云：“盗杀武元衡，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遽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后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时宰相李逢吉、韦贯之也。其云“月满迁中书舍人”者，盖唐制台郎满岁则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诰，至今春，竟一岁矣。李汉云：“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公掌纶诰一年，无一篇见收者，失坠多矣！唯后集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首尔。今按：行状、通鉴、洪谱谓论淮西事宜状在去年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史则在迁中书舍人之后；但行状言公所论有杀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状中实无此语。若状果在六月之后，则不应全不言及，则是此状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后，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后也。故通鉴直以系于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实，而记言则误。碑文 新史固为失之。今当以通鉴为正。洪谱又云：是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
〔二〕行状、神道碑及旧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军出潼关，公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弘。弘说用命，师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 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为书，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遣子入侍。丞相归京师，以功迁刑部侍郎，诏公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公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并墓志，及东征往还酬唱诸诗，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为刑部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为详定礼乐使，奏韩愈、李程为副。是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极谏。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 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帝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一〕。召拜国子祭酒〔二〕，转兵部侍郎〔三〕。
〔一〕洪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贬潮州刺史。宰相疑冯宿草疏，出宿为歙州刺史。时宰相皇甫镈、程异也。公之被谪，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据宜城驿记则以三月二日过宜城；据泷吏诗，则以三月几望至曲江，据谢表则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据祭文，则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鱼。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许日行三千里，盖泷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谢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鱼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则公之到郡，实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广，虽为顺流，而自广之惠，自惠之潮，水陆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广，来往动皆经月’，则公到郡决非三月，而逐鱷鱼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则方说为是；但与大颠第一书，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则又似实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详其说，阙之可也。洪谱又云：公自京师至潮，有路旁堠、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驿、次邓州界、过南阳、泷吏、题临泷寺、至韶州寄张使君、酬张使君惠书、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元十八协律、初南食贻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虾蟆、别赵子诸诗，及宜城驿记、潮州谢表、祭鱷鱼文、请置乡校牒、贺册尊号表。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大赦。十月己巳，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二〕洪谱云：（十五年庚子）闰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张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别张使君二诗。至袁有袁州谢上、贺穆宗即位、贺赦、贺册皇太后、贺庆云五表，举韩泰自代状、滕王阁记。九月，召拜国子祭酒，而阁记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盖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谓“复其章绶”者，公为行军司马时赐金紫，今为祭酒，始复其旧也。自袁趋京师，有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阁老仲舒诗；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诗。因话录云：“萧颖士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恶裴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公少时尝受金部赏知，及经江州，游庐山，访金部故居，因赋此诗，留百缣以拯之。”行次安陆，有寄随州周员外君巢二诗；至枣阳县，有题广昌馆诗；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诗。以冬暮至京师。是年，有南海庙碑、与孟简书、论黄家贼事宜，及典贴良人男女状。又论夷僚，请因改元大庆，遣使宣谕，仍择经略使抚之。又有柳子厚及侄孙滂祭文墓志。洪谱又云：行状云“公入迁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公在国子，有雨中寄张籍诗、举张惟素自代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论新注学官牒、荐张籍状、请上尊号表。
〔三〕洪谱云：此除在（长庆元年辛丑）七月，时有举韦自代状、李郱、张彻祭文、李郱、郑群、薛戎墓志。今按：方氏增考：论钱重物轻状当在此年秋。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遂疾驱入。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庭。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且为逆与顺利害，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尔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有若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乃欢曰：“侍郎语是。”廷凑恐众心动，遽麾使去，因泣谓愈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廷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一〕。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 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二〕。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三〕。
〔一〕洪谱云：长庆元年七月，镇州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以讨之。十月，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元翼为廷凑所围，（二年壬寅）二月，赦廷凑，诏愈宣抚，归而牛元翼果出。行状云：“公还，于上前奏与廷凑及三军语，上大悦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师”，谓故镇帅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镇反，太原兵以轻利诱回纥，召先生祸福，譬引虎啮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陈得失。”今按：此数语不可晓，它书亦皆无之，未详何谓。恐有误也。洪谱又云：是年有次寿阳驿、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次承天营奉酬裴司空、镇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见寄、镇州初归诸诗，及韦侍讲盛山诗序、论变盐法事宜状。二年壬寅九月，转吏部侍郎。行状云：凡令吏皆不锁听出入，或问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听其出入，故势轻。是年有郓州溪堂诗、窦司业祭文墓志、楚国夫人墓志、黄陵庙碑。
〔二〕洪谱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台参，后不得为例。十月癸巳，为兵部侍郎。庚子，为吏部侍郎。行状云：“改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李绅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归其囚。是时绅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台与府不协为请，两改其官。绅既复留，公入谢，上曰：‘卿与绅争何事？’公因自辨。数日，复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复为兵部侍郎，铨不锁入吏。选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与三利取才，财势路绝。”今按：碑文兵部一节，此“兵”字当作“吏”字；“不锁入吏”即谓前纵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详其义，疑铨法有此语。或是有脱误也。洪谱云：“公为京兆，有举马总自代状、贺雨及贺太阳不亏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龙文。再为兵部，有举张正甫自代状。是年，有罗池庙碑、送郑权序并诗。祭马总、女挐文并李干、女挐墓志、韩弘碑、论孔戣致仕状。”
〔三〕洪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张彻墓志。八月，有孔戣墓志。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状云：“得病满百日假，既罢，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属纩语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明年，张籍祭公诗有云：“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又曰：“共爱池上佳，联句舒遐情。”又曰：“公为游溪诗，唱咏多慨慷。”“城南庄”，在长安城南，公之别墅也。池上联句，集中无之。“游溪诗”，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于死生之际如此。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今按：此事可见公之平生谨守礼法，排斥异教，自信之笃，至死不变，可以为后世法；而谱不载，盖不以为然也。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一〕。每言文章自汉 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 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二〕。
〔一〕行状云：“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神道碑云：“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决，考合传记，侃侃正色，伏其所词。”墓志云：“公洞朗轩辟，不施戟级。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钜人者矣。”碑又云：“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食不对客，闺人或昼见其面，退相指语以为异事。未尝宿货余财。每曰：吾前日解衣质食，今存有已多矣。”
〔二〕墓志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人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计”，此句中必有脱误。疑当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计。”方氏附录：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无所见，安能由千载之后，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见甚高，不可易而读也。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则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学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见及此。其于为学之序，虽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有所袭于前人之语，又非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见矣。若无所见，则其所谓‘以是而传’者，果何事邪？”今按：诸贤之论，唯此二条为能极其深处。然复考诸临川 王氏之书，则其诗有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为予夺，乃有大不同者，故尝折其衷而论之。窃谓程子之意，固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为无理。盖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虽知文与道有内外浅深之殊，而终未能审其缓急重轻之序，以决取舍；虽知汲汲以行道济时抑邪与正为事，而或未免杂乎贪位慕禄之私：此其见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讥者矣。但王氏虽能言此，而其所谓“道真”者，实乃老、佛之余波，正韩公所深诋。则是楚虽失而齐亦未为得耳。故今兼存其说，而因附以狂妄管窥之一二。私窃以为若以是而论之，则于韩公之学所以为得失者，庶几其有分乎。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 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铲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 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偷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 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录序 赵 德
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一〕。
〔一〕“实”，或作“宝”。
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其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略颠倒无次第，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故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秩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泉本云：“吾少居汉东，年十五六时，于里人李尧辅家见一弊筐弃在壁角，中有故书数十册，因得韩文于其间，皆脱落无次序；吾略读之，爱其文辨而意深。当是时，学者方作时文，天下之人无道韩文者；予亦将举进士以觖禄利，未暇学也。遂求于李氏而得之以归，补次成帙而藏之。数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师鲁与之游，因出韩文而学之。自后天下学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书万卷，然独韩文最为旧物，君为吾爱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彦章所刻，此序独与诸本不同，不知何据。其所谓君者，又不知为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 轼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矣。故申 吕自岳降，而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 平失其智，贲 育失其勇，仪 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 贞观 开元之盛，辅以房 杜 姚 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 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 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为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决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 杜参翱翔，汗流籍 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 湘，历舜 九疑吊英 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鲛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韩昌黎集外文
三器论 事类文聚本
或曰：天子坐于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使万方之来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归，而太平之阶具矣。后王者或阙，何如？
对曰：异乎吾所闻。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基，是非三器之能系也。子不谓明堂天子布政者邪？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诸侯，美矣，幽、厉居之，何如哉？子不谓传国之玺帝王所以传宝者邪？汉高、文、景得之而以为宝，美矣；新莽、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谓九鼎帝王之所谓神器邪？夏禹铸之，周文迁之而为宝，美矣；桀癸、纣辛有之，何如哉？若然，归天人之心，兴太平之阶，决非三器之所能也。夫帝王之圣者，卑宫室、贱金玉、斥无用之器，以示天下，贻子孙；而后王犹殚天下之土木不肯已，又安忍夸广之尊其为明堂欤？若传国玺之狂嬴贼新，童心侈意而为之，示既有之，不抵之足矣，称其符瑞则未也。若九鼎之死，百牢不能膏其腹火，万载不能黔其足，其烹饪祠之用又足取，岂不为无用之器哉？尧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导川决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销九金，乃铸九鼎，仪万有之族，露怪异之状，其护人已，其救人已。后王决不如大禹识鬼神之状，又无当时汩没之危，而徒欲阃金大广器物，与夫垫巾效郭、异名同蔺者，岂不远哉！是亦见谬也。噫，不务其修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而况帝王哉！
上张徐州荐薛公达书
愈闻士有己未达而达人者，大夫意宁实之哉？小子诚其人。今言则无故过濡恩惠，思以极报之谓也。伏惟阁下仁义风天下，任帝室宏寄，名誉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使四方无声色之娱，金帛之富，车服之制以从之〔一〕，则亦称显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则可以取特达不羁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礼，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鸿恩。
〔一〕一无此三字。
侧见河东 薛公达，年二十有六。抱惊世之伟材，发言挺志，敻绝天秀；服仁食义，融内光外；直刚简质，与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议，凛莹冰玉，隐慝潜奸，灭心铄谋；然今尚幽塞未光，弢缩铦利，静居河 洛。惟高公之清风，驱马千里，文以为贽，求拜华轩。公则见之矣〔一〕，遇采〔二〕甚厚。惧左右者不明，喜蔽能，善黩视听，不以今之誉言；故小子忘惧，激愤献此，惟公明之。
〔一〕集作“以”。
〔二〕集作“未”。
夫垂纤饵溟泉，冀吞舟之鱼则疏；施薄礼天下，取特达之士亦难：大夫其裁之。
下邳侯革华传
下邳侯 革华者，其先陇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为，黄帝时以力见召，拜大司农。以其辟土有功，又知稼穑艰难，迁轻车都尉，子孙相继。至周武王时徙桃林，冠冕遂绝。其后人思其济世之才，因复其位而加任使焉。
华父犨，生五年，袭先祖爵，仕至上轻车都尉。华母居长乐，有乳哺之恩。越王 勾践时，尝侍宴姑苏台，诗所谓“有觉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于辕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执刀而解之，其枝〔一〕派分离散在他处。革华，长子也。上念其父劬劳而死于王事，封华为下邳侯，诏将作大匠治之。华性坚劲崛强，难以直御；匠以其膏润之，然后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会太原人金十奴与新郑人斯生荐华于五木大夫，是后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释褐，赐墨绶焉。
〔一〕“枝”，集作“支”。
华尝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处在上左右，足矣。”及献之，果然。华为人善履道，别威仪，进止趋跄，一随人意。上将驾出游，畋猎驰骋，球击射御，及交宾接贤，礼神祭祀，未尝不召华俱往，伏事上。久之，因〔一〕开口论议，泄露密旨，上由是疏之，诏将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令补过之。寻献于上，上虽纳之，然亦不甚见重。有泥涂贱处，方召使之，余并不得预焉。
〔一〕“因”，文粹作“忽”。
顷之，上见其颜色，衰惫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惫，不任吾事，今弃于市朝〔一〕，不复召子矣。”遂弃之而终。华无子，其继者，族人矣。
〔一〕袁本作“今弃子”。
太史公曰：华之先皮姓，轩辕时，苍颉观鸟迹制文字，以其始于皮而声于革，故从“革”焉。初，华〔一〕自胡而来，赵武灵王时见重，是后子孙盛于中国。汉书 功臣表有煮枣侯 革朱者，即其后也。
〔一〕“华”，集作“革”。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
新唐书本传
今以李翱所撰行状、皇甫湜所撰墓志、神道碑、旧史本传、资治通鉴、洪兴祖所撰年谱、程俱所撰历官记、方崧卿增考年谱，考其同异，详略附注本文之下，以见公之行事本末。而文之已见于集者，不复载云。
韩愈字退之，邓州 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一〕。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二〕。
〔一〕〔补注〕姚范曰：茂于退之为六世祖，记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以高祖言之。
〔二〕李白作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阳人”，而公常自称“昌黎”。李翱作公行状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墓志，不言乡里；又作神道碑，乃云“上世尝居南阳，又隶延州之武阳。”而旧史亦但云“昌黎某”。今按：新史盖因李碑而加“邓州”二字也。然考汉书 地理志有两南阳：其一河内 修武，即左传所谓“晋启南阳”也；其一南阳 堵阳，即荆州之南阳郡，字与“赭”同，在唐属邓州者也。元和姓纂、唐书 世系表有两韩氏。其一汉 弓高侯 颓当玄孙骞，避乱居南阳郡之赭阳。九世孙河东太守术，生河东太守纯。纯四世孙安之，晋员外郎。二子：潜、恬。恬随司马休之入后魏，为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后魏中郎颖。颖生播，徙昌黎 棘城。其一则颓当裔孙寻，为后汉 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稜，后徙安定、武安。至后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门。生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桓王 茂。茂生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会、愈，而中间尝徙陈留。以此而推：则公固颍川之族，寻、稜之后，而不得承骞之系矣。而洪兴祖所撰年谱，但以骞之后世尝徙昌黎，遂附新史之说，独以赭阳为均州，小有不同耳；及其再考二书而见公世系之实，则遂讳匿，不敢复著仲卿、会、愈之名，而直以为不可考。今固不得而据也。唯方崧卿增考引董逌说，以为骞乃韩瑗、韩休之祖，而公自出于寻、稜，与二书合。其论南阳，则又云：今孟、怀州皆春秋 南阳之地。自汉至隋，二州皆属河内郡。唐 显庆中，始以孟州隶河南府；建中中，乃以河南之四县入河阳三城使；其后又改为孟州。今河内有河阳县，韩氏世居之。故公每自言归河阳省坟墓，而女挐之铭亦曰：“归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张籍祭公诗亦云：“旧茔盟津北”；则知公为河内之南阳人。其说独为得之。公诗所谓“奋籍在东都”，“我家本瀍谷”，则必以地近而后尝徙居耳。但据此则公与昌黎之韩异派，而每以自称，则又有不可晓者。岂是时昌黎之族颇盛，故随称之，亦若所谓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者邪？然设使公派果出昌黎也，则其去赭阳已历数世，其后又屡迁徙，不应舍其近世所居之土，而远指邓州为乡里也。方又引孔武仲之说，亦同董氏，而王铚以为公生于河中之永乐，今永乐犹有韩文乡，则其说为已诞。盖其世系虽有不可知者，然南阳之为河内 修武，则无可疑者。而新史、洪谱之误，断可识矣。
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一〕。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二〕。擢进士第〔三〕，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四〕。调四门博士〔五〕，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六〕，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七〕；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八〕；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九〕，迁职方员外郎〔一〇〕。华阴令柳涧有辠，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 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一一〕。
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一二〕，史馆修撰〔一三〕；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一〕李汉序云：先生生于大历三年戊申。三岁而孤。见祭嫂文及乳母志。会事见卢东美志。洪谱云：卢志所谓“宗兄”，乃大宗小宗之宗。旧史以为从父兄，误矣。又云：旧史：（大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韩会坐元载贬官。柳宗元先友记云：“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谤。”会既卒，公携家北归，葬会 河阳。建中 贞元间，复避地于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见欧阳詹哀词、复志赋、祭嫂及老成文、示爽诗。
〔二〕行状云：“读书能记它生之所习。”墓志云：“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今按复志赋云：“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始专专于讲习兮，非古训为无所用其心。”则公之为学，正在就食江南时也。
〔三〕洪谱云：（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师。见祭老成文、欧阳哀词、答崔立之书。（五年己巳）有上贾滑州书。（六年庚午）有河中府连理木颂。（七年辛未）有送齐皡序。（八年壬申）登进士第，时年二十五，见上邢君牙书。唐科名记云：贞元八年，陆贽主司，试明水赋、御沟新柳诗。公名在榜中。见与陆员外书。旧史云：“大历 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延誉，由是知名。”是年有争臣论。（九年癸酉）博学宏词试太清宫观紫极舞赋、颜子不贰过论，见上考功崔虞部书，及与韦舍人书。（十年甲戌）有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方考：“此议当系十一年试宏词下，未详是否。”洪谱又云：是年尝归河阳省坟墓，见祭老成文。有赠张童子序。（十一年乙亥）又试宏词，见答崔立之书。有三上宰相书，皆不报。是年去京师，过潼关，有感二鸟赋。既归河阳，有画记。遂自河阳如东都，有祭田横文。今按：八年以后，此年以前，又尝游凤翔，以书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有岐山诗。洪程皆定为此年六月，误矣。
〔四〕董晋行状云：“十二年七月，晋拜宣武节度使，受命遂行，韩愈实从。”公行状云：“董公辟公以行，得试秘书省校书郎，为观察推官。”墓志云：“先生三十有一而仕。”神道碑云：“十四年，用进士从董晋平汴州。”“推官”，旧史作“巡官”。洪谱云：二状载公入汴在十二年丙子，与史合，而志碑所记皆后二年，殊不可晓。岂今年辟公以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应如是之缓也。方考：“蜀本、樊本无‘三十一而仕’之文，但云‘历官二十有七年尔’；然自公卒之年逆数之，亦当以十四年三十一岁为历官之始。故公入汴虽在十二年，然水门记十四年正月作。石本犹但称‘摄节度掌书记前进士韩愈’，是辟命犹未下也。计必是年辟命乃下，故碑志之言如此。不当以命下之缓为疑也。”今按：公入汴之年，洪 方得之。碑 志所计年数，若以命下之日言之，亦未为失；但云十四年从董晋平汴州，则误矣。又送俱文珍序亦在十三年；安得言十四年乃入汴乎？要当以公之自言及二状二史 通鉴为正。持正狂躁，其考之或有未审，不足据也。旧史之作“巡官”，则程记已辨其非矣。洪谱又云：（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有复志赋、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诗、水门记、杨燕奇碑。（十五年己卯）董晋行状云：“二月三日丞相薨。”公从丧行，四日而汴州乱。有汴州乱诗。历官记云：汴军乱，愈家在围中，寻得脱。下汴东趋彭城，愈从丧至洛，还孟津，度汜水，出陈 许间，以二月暮抵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居之于符离 睢上，及秋将辞去，建封奏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见欧阳哀词。是年有此日足可惜、汴泗交流诗、答李翱书、上建封书、论晨入夜归事。后又有谏击球书、贺白兔状、徐泗豪节度掌书记厅石记、崔翰墓志，（十六年庚辰）春，公朝正回徐，有归彭城诗。夏去徐西居于洛阳，见孟东野书及题下邳李生壁。按公与东野书欲至秋辞去，而题李生壁在五月十四日，则不待至秋而已去徐矣。旧史亦云公“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岂竟以此不合，虽建封之知己，亦不能容邪？公既去徐而建封卒。翌日，徐军乱，见白乐天哀二良文。在洛有与卫中行书。冬，公如京师。
〔五〕洪谱云：（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师从调选，三月东还，见与卢汝州荐侯喜状。将归，有赠孟东野、房蜀客诗。是年有送李愿归盘谷序、李楚金墓志。公自去年冬参调，竟无所成而归，今年冬再往。（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门博士之授。为博士日，尝谒告归洛，因游华山，即答张彻诗所谓“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者也。李肇国史补云：“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为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沈颜作聱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考公诗，则知国史补乃实录也。是年有送陆歙州序、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序、与崔群书、施士丐墓志、马汇行状。〔补注〕陈景云曰：博士之除，在十七年，是年与杨敬之书有“仆守一官”之语，是必在已授博士后，盖可证公为博士非十八年也。
〔六〕洪谱云：（十九年癸未）公年三十六。自博士拜监察御史，时有齿落、哭杨兵曹凝、陆歙州诗；及与陈京给事书、禘祫议、论权停选举状、苗氏墓志。又上李实书称“前守四门博士”，时已罢博士，未受御史之命。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盖公自贞元五年从郑、滑间复来京师，至此十五年矣。实录于实，诋之不余力，而此书乃盛称其所长，此又不可晓也。方考：“唐制，凡居官以四考为满，公在官逾年耳，不知何故而罢，罢而复迁。行状、墓碑皆只言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而此书称‘前’官，又以文投贽于李实，似若不得已者。是固尝罢博士而别迁也。是岁七月，公犹任博士，乞免停选状谓‘臣虽非朝官，月受俸钱’，可以考也。罢免之由，不可详究。然恐不至于媚实以求进也。或云，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实、韦执谊辈耳。公盖未免于屈身以伸道也。然公天旱人饥状专指李实而言，其修实录，又于实一辞不恕，独于此书抵牾如此。又公年十九，始来京师，在贞元二年也。至贞元十九年，实十八年矣。今云‘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洪虽以再至言之，其实牵合也。并志所疑，以俟知者。”洪谱又云：是时有诏以旱饥蠲租之半，有司征愈急，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关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 阳山令。幸臣，李实也。见进学解及祭张署文。旧史云：“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则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方考云：“公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行状但云‘为幸臣所恶，出宰阳山’，神道碑亦只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翱 湜皆从公游者，不应公尝论宫市数千言，而状及碑志略不一言及也。然行状且谓‘为幸臣所恶’，而公诗云：‘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 王之党已成。是年，补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类此也。忆昨行云：‘伾 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兼‘宫市’、‘旱饥’两事言之，而又不考韦 王始末，故为申及之。”洪谱又云：以公诗考之，盖以十九年冬末贬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阳山时，有同冠峡、贞女峡、和张十一功曹、送刘生、谢李员外诸诗；及别知赋、送杨八弟归湖南序、区册 序、答窦存亮书、王弘中燕喜亭记。
〔七〕洪谱及历官记云：（廿一年乙酉）正月丙申，顺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贞，迁者皆追回。愈为观察使所抑，只徙江陵府法曹参军，事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及张署墓志、河南同官记。洪又云：公以今年春遇赦，夏秋离阳山，俟命于郴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见祭李郴州文。时有郴州祈雨及郴口诸诗。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谒衡岳庙诗。自衡至潭，有陪杜侍御游湘西寺及湘中诸诗。自此泛洞庭，有阻风赠张十一诗。至岳州，有别窦司直诗。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学士诗，又有送孟琯序、荆潭唱和序、上李巽书、郑夫人殡表及五箴。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则其箴盖是年所作。谓“幕中之辨”，盖谓在徐州时；“台中之评”，则谓为御史时也。
〔八〕洪谱云：（永贞元年丙戌）正月丙寅朔，改元元和，时宪宗即位之逾年也。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犹在江陵，有李花、寒食、出游、夜归、赠张十一、郑群赠簟、答张彻诸诗。六月，自江陵召拜国子博士。还朝后，有丰陵行、游青龙寺，赠崔立之、送文畅诸诗，城南诸联句，及祭十二兄岌文并墓志。（二年丁亥）春，公为博士，有元和圣德诗并释言。行状云：“宰相有爱公文者，将以文学职处公，有争先者，构公语以飞之。公恐及难，遂求分司东都。”而公作周况妻韩氏墓志乃云：“从兄俞卒开封尉，愈于时为博士，乞分教东都生，以收其拏于开封界中教畜之。”“飞语”即释言所解之谗，而竟不能解，故以兄丧为辞而求去耳。时宰相郑，翰林舍人李吉甫、裴垍也。公以夏末离京赴东都，有酬裴十六途中见寄诗。是年有张中丞传后叙、答冯宿书、卢于陵墓志。（三年戊子）改真博士，见行状。有酬崔十六少府及东都遇春诗、与少室李渤书、裴复墓志。新史渤传云：“洛阳令韩愈遗渤书。”公时为博士，五年方为河南令，未尝为洛阳令也。〔补注〕陈景云曰：注谓“在江陵有答张彻诗”。按答张诗乃公从江陵还朝官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时也。
〔九〕洪谱云：（四年己丑）公年四十二，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神道碑云：“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行状新旧史皆云“员外郎”，送李正字序亦但云“都官郎”，碑文误也。方考：“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制辞亦作员外郎。”洪谱又云：神道碑云：“中宫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历官记云：“公判祠部日，与宦者为敌，恶言骂辞，狼籍公牒。乃上书留守郑余庆，乞与诸郎官更判，不见允。”在东都有游嵩 洛诸题名，送李翱、侯参谋、和卢汀、钱徽、与窦韦寻刘尊师诸诗，送李正字归湖南序并诗、郑涵校理序、祭薛公达文并墓志、京兆韦夫人墓志、河南府同官记。（五年庚寅）授河南县令。神道碑云：“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士，官无敢问者。先生将擿其禁，以壮朝廷，断民署吏，俟令且发。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还为言，宪宗悦曰：韩愈助我者。是后郓邸果谋反。”东都将署留守，以应淮 蔡。又有上留守郑公启，时公以论事失郑公意，既令河南，军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悦，公以启辨明，且力求去，见集中。行状云：“改河南令，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莫敢犯禁。”疑郑公卒听其言，故军人畏服如此也。在河南有感春诗、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诗及月蚀、招杨之罘、河南令舍池台诸诗，张圆墓碣、卢殷墓志。
〔一〇〕洪谱云：（六年辛卯）行尚书职方员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穷文，辛卯年雪、寄卢仝、谁氏子诸诗，送温造序、乳母志。至京师有酬卢云夫望秋作、石鼓歌、复仇状、卢丞、房武、毕坰墓志。
〔一一〕洪谱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职方员外郎复为国子博士，年四十五。旧史云：“愈因使过华，上疏理涧。”公自去年以来，未尝出使。或云：“即公赴职方时过华，睹其事，遂疏于朝尔。”进学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见治。”旧又作“三为博士”。按：公贞元壬午，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为国子博士；丁亥，分教东都；今年，又自郎中下迁：凡四为博士矣。此先言暂为御史，继言三为博士，则自丙戌而后三历此官也若云。“三年”，则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为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方考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厘而为二其为博士实三迁也。当作‘三’为是。”今按：上句言暂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为言，恐当作“年”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谱又云是年二月有论钱重物轻状。新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于是诏百官议革其弊。”方考以为：“此议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鉴附之长庆元年秋，为得其实。今年初，无此议也。惟会要载元和六年二月，制谓建中后货轻物重，许诸道所纳见钱，五分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段。或当时有此议，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东都，洪误矣。”洪谱又云：是年有石鼎联句、赠刘师服诗、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志、路应神道碑。
〔一二〕洪谱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旧史云：“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时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也。是年有答刘秀才论史书及乌氏、田氏庙碑、郑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国夫人墓志。
〔一三〕洪谱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为考功郎中，依前史馆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诰。是年有元微之书、田弘正书、送张道士序、刘昌裔神道碑、王适、孟郊、扶风郡夫人墓志。（十年乙未）公知制诰。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及寒食直归遇雨二诗，与李绛书、进顺宗实录状。旧史云：“愈撰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按：退之作史详略，容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当时议者非之，卒窜走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绰二书。论淮西事宜状，说见明年。又有捕贼行赏表、蓝田县丞厅记、独孤郁、卫之立墓志、徐偃王庙碑。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一〕。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协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二〕。
〔一〕洪谱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丙申，赐绯鱼。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云：“盗杀武元衡，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遽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后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时宰相李逢吉、韦贯之也。其云“月满迁中书舍人”者，盖唐制台郎满岁则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诰，至今春，竟一岁矣。李汉云：“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公掌纶诰一年，无一篇见收者，失坠多矣！唯后集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首尔。今按：行状、通鉴、洪谱谓论淮西事宜状在去年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史则在迁中书舍人之后；但行状言公所论有杀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状中实无此语。若状果在六月之后，则不应全不言及，则是此状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后，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后也。故通鉴直以系于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实，而记言则误。碑文 新史固为失之。今当以通鉴为正。洪谱又云：是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
〔二〕行状、神道碑及旧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军出潼关，公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弘。弘说用命，师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 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为书，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遣子入侍。丞相归京师，以功迁刑部侍郎，诏公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公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并墓志，及东征往还酬唱诸诗，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为刑部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为详定礼乐使，奏韩愈、李程为副。是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极谏。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 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帝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一〕。召拜国子祭酒〔二〕，转兵部侍郎〔三〕。
〔一〕洪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贬潮州刺史。宰相疑冯宿草疏，出宿为歙州刺史。时宰相皇甫镈、程异也。公之被谪，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至海上。据宜城驿记则以三月二日过宜城；据泷吏诗，则以三月几望至曲江，据谢表则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据祭文，则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鱷鱼。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许日行三千里，盖泷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谢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鱷鱼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则公之到郡，实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广，虽为顺流，而自广之惠，自惠之潮，水陆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广，来往动皆经月’，则公到郡决非三月，而逐鱷鱼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则方说为是；但与大颠第一书，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则又似实以三月二十五日到郡也。未详其说，阙之可也。洪谱又云：公自京师至潮，有路旁堠、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驿、次邓州界、过南阳、泷吏、题临泷寺、至韶州寄张使君、酬张使君惠书、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元十八协律、初南食贻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虾蟆、别赵子诸诗，及宜城驿记、潮州谢表、祭鱷鱼文、请置乡校牒、贺册尊号表。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大赦。十月己巳，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
〔二〕洪谱云：（十五年庚子）闰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张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别张使君二诗。至袁有袁州谢上、贺穆宗即位、贺赦、贺册皇太后、贺庆云五表，举韩泰自代状、滕王阁记。九月，召拜国子祭酒，而阁记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盖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谓“复其章绶”者，公为行军司马时赐金紫，今为祭酒，始复其旧也。自袁趋京师，有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阁老仲舒诗；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诗。因话录云：“萧颖士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恶裴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公少时尝受金部赏知，及经江州，游庐山，访金部故居，因赋此诗，留百缣以拯之。”行次安陆，有寄随州周员外君巢二诗；至枣阳县，有题广昌馆诗；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诗。以冬暮至京师。是年，有南海庙碑、与孟简书、论黄家贼事宜，及典贴良人男女状。又论夷僚，请因改元大庆，遣使宣谕，仍择经略使抚之。又有柳子厚及侄孙滂祭文墓志。洪谱又云：行状云“公入迁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公在国子，有雨中寄张籍诗、举张惟素自代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论新注学官牒、荐张籍状、请上尊号表。
〔三〕洪谱云：此除在（长庆元年辛丑）七月，时有举韦自代状、李郱、张彻祭文、李郱、郑群、薛戎墓志。今按：方氏增考：论钱重物轻状当在此年秋。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遂疾驱入。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庭。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且为逆与顺利害，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尔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义、朱滔、朱泚、吴元济、李师道有若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祐皆大镇，此尔军所共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乃欢曰：“侍郎语是。”廷凑恐众心动，遽麾使去，因泣谓愈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廷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一〕。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 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二〕。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三〕。
〔一〕洪谱云：长庆元年七月，镇州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以讨之。十月，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元翼为廷凑所围，（二年壬寅）二月，赦廷凑，诏愈宣抚，归而牛元翼果出。行状云：“公还，于上前奏与廷凑及三军语，上大悦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部侍郎。”今按：“先太师”，谓故镇帅王武俊也。神道碑云：“方镇反，太原兵以轻利诱回纥，召先生祸福，譬引虎啮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陈得失。”今按：此数语不可晓，它书亦皆无之，未详何谓。恐有误也。洪谱又云：是年有次寿阳驿、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次承天营奉酬裴司空、镇州路上酬裴司空重见寄、镇州初归诸诗，及韦侍讲盛山诗序、论变盐法事宜状。二年壬寅九月，转吏部侍郎。行状云：凡令吏皆不锁听出入，或问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听其出入，故势轻。是年有郓州溪堂诗、窦司业祭文墓志、楚国夫人墓志、黄陵庙碑。
〔二〕洪谱云：（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台参，后不得为例。十月癸巳，为兵部侍郎。庚子，为吏部侍郎。行状云：“改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李绅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归其囚。是时绅方幸，旦夕且相，宰相欲去之，故以台与府不协为请，两改其官。绅既复留，公入谢，上曰：‘卿与绅争何事？’公因自辨。数日，复为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复为兵部侍郎，铨不锁入吏。选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与三利取才，财势路绝。”今按：碑文兵部一节，此“兵”字当作“吏”字；“不锁入吏”即谓前纵吏出入事。“三利取才”，未详其义，疑铨法有此语。或是有脱误也。洪谱云：“公为京兆，有举马总自代状、贺雨及贺太阳不亏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龙文。再为兵部，有举张正甫自代状。是年，有罗池庙碑、送郑权序并诗。祭马总、女挐文并李干、女挐墓志、韩弘碑、论孔戣致仕状。”
〔三〕洪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张彻墓志。八月，有孔戣墓志。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状云：“得病满百日假，既罢，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属纩语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明年，张籍祭公诗有云：“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又曰：“共爱池上佳，联句舒遐情。”又曰：“公为游溪诗，唱咏多慨慷。”“城南庄”，在长安城南，公之别墅也。池上联句，集中无之。“游溪诗”，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于死生之际如此。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今按：此事可见公之平生谨守礼法，排斥异教，自信之笃，至死不变，可以为后世法；而谱不载，盖不以为然也。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一〕。每言文章自汉 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 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二〕。
〔一〕行状云：“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神道碑云：“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决，考合传记，侃侃正色，伏其所词。”墓志云：“公洞朗轩辟，不施戟级。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钜人者矣。”碑又云：“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食不对客，闺人或昼见其面，退相指语以为异事。未尝宿货余财。每曰：吾前日解衣质食，今存有已多矣。”
〔二〕墓志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人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计”，此句中必有脱误。疑当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计。”方氏附录：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无所见，安能由千载之后，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见甚高，不可易而读也。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则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学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见及此。其于为学之序，虽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有所袭于前人之语，又非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见矣。若无所见，则其所谓‘以是而传’者，果何事邪？”今按：诸贤之论，唯此二条为能极其深处。然复考诸临川 王氏之书，则其诗有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为予夺，乃有大不同者，故尝折其衷而论之。窃谓程子之意，固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为无理。盖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虽知文与道有内外浅深之殊，而终未能审其缓急重轻之序，以决取舍；虽知汲汲以行道济时抑邪与正为事，而或未免杂乎贪位慕禄之私：此其见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讥者矣。但王氏虽能言此，而其所谓“道真”者，实乃老、佛之余波，正韩公所深诋。则是楚虽失而齐亦未为得耳。故今兼存其说，而因附以狂妄管窥之一二。私窃以为若以是而论之，则于韩公之学所以为得失者，庶几其有分乎。
赞曰：唐兴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纲，文弊质穷，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讨究儒术，以兴典宪，薰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贞元 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铲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 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偷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讫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 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 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录序 赵 德
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轲、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固已不杂其传，由佛及聃、庄、杨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燋铄，斯文灿然；德行道学文庶几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沛然满饱；顾非适诸圣贤之域而谬志于斯，将所以盗其影响。僻处无备，得以所遇次之为卷，私曰文录，实以师氏为请益依归之所云〔一〕。
〔一〕“实”，或作“宝”。
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其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略颠倒无次第，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故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
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缪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秩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呜呼！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
泉本云：“吾少居汉东，年十五六时，于里人李尧辅家见一弊筐弃在壁角，中有故书数十册，因得韩文于其间，皆脱落无次序；吾略读之，爱其文辨而意深。当是时，学者方作时文，天下之人无道韩文者；予亦将举进士以觖禄利，未暇学也。遂求于李氏而得之以归，补次成帙而藏之。数年始及第，遂官于洛，而得师鲁与之游，因出韩文而学之。自后天下学者亦稍稍近古。吾家所藏书万卷，然独韩文最为旧物，君为吾爱惜之可也。”今按：泉州本乃汪彦章所刻，此序独与诸本不同，不知何据。其所谓君者，又不知为何人也。今并存之，以俟知者。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 轼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矣。故申 吕自岳降，而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吾善养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 平失其智，贲 育失其勇，仪 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 贞观 开元之盛，辅以房 杜 姚 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而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 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庙成。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 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为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决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 杜参翱翔，汗流籍 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 湘，历舜 九疑吊英 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鲛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