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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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
赵冈教授谈《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发表于一月十七日联副，谓此稿本曾经徐嗣曾收藏，不确！据赵文知联经出版公司影印此稿，其原本收藏者为杨继振，请从杨继振谈起。
赵文：“杨继振字又云或幼云……隶内务府镶黄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又引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杨继振，字幼云，汉军镶黄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无所不精，于古泉币，收藏尤富。”又谓：“杨继振著有《星风堂诗集》及《五湖烟艇集》。”盖有两误：杨继振为汉军，绝非包衣，清朝内务府，最初固为上三旗包衣所组成，但内务府世家不必尽为包衣，自顺治入关后，汉人而入旗者，皆为汉军，不称包衣。从各种迹象来看，杨继振绝非包衣而为汉军，此非几句话可以解释得清楚，亦与这一重“公案”无太大关系。姑从略，此其一。杨继振藏书之所，名“星凤堂”而非“星风堂”，此其二。
汉军或用两名，遇汉人则冠汉姓，遇旗人则避汉姓，故杨继振又名继振。《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有继振而无杨继振，其传见《清画家诗史》。手头无此书，未能引录。
中华书局版《中外人名辞典》作杨继振：“清阳湖人，字幼云，爱藏书，数十万卷，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最后八字为杨继振所自道，则叙其为阳湖人，亦可信其确有所本，后面还要谈到，此处不赘。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条下有按语：“春宇先生讳宜振，汉军镶黄旗人，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工部侍郎。同治乙丑视学江苏，昌炽以童子受知幼云先生，不独藏泉最富，金石图书亦皆充牣，近渐散佚，昌炽得其奇零小种，藏印累累，每册有‘杨’字圆印、‘石筝馆’、‘猗欤又云’印，两纸黏合处，有‘雪蕉馆’骑缝印，卷首有长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藏，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又题后云：‘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又引叙：“鲍康为继幼云跋《币拓》册子：‘春宇同年之弟幼云，与余有同癖，壬申解组旋都下，闻幼云收藏益富。’”
按：宜振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翰林，同榜有于同光政局绝大关系的两人，即文祥与阎敬铭。宜振于同治三年四月升补为工部右侍郎，正为文祥隐主朝局之时，次年冬外放为江苏学政，至十一年秋返京，回任工右，光绪五年正月调户部右侍郎，七年四月病免。
以上所引数据，可以约略归纳出杨继振的经历行踪：
1.杨继振当其兄放江苏学政时，是在江南。叶昌炽所谓“以童子受知幼云先生”，当是昌炽以童生赴考，而继振佐其兄阅文，取中昌炽。
2.杨继振做工部郎中，当在宜振外放之时。因为兄为本部堂官，弟须回避，即不能为本部司官。度继振北返，当在同治五、六年时，鲍康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到京“闻幼云收藏益富”，可决其此时在京。
3.当宜振回任后，继振又须回避，即或居官，亦为闲曹，而非必须常到衙门的司官。所以鲍康《戏柬继幼云》诗，有“翩然尘海两闲鸥”之句。
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前六卷脱稿于光绪十六年前，而星凤堂藏书已渐散佚，自是继振已下世的明证。
我作上述分析，意在为研究杨继振及其所藏此《红楼梦》稿本者，提供线索：
1.《中外人名辞典》说杨继振为阳湖人，必无误。继振自述，“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藏”以及“益以青箱旧蓄”等语，在在证明其出身书香世家；而《红楼梦》稿本上钤有“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印，更明明道出原籍。按阳湖即常州，明朝末科状元（崇祯十六年癸未）杨廷鉴常州人；子大鲲、大鹤，于顺治十六年、康熙十八年先后入词林；大鲲一孙，亦为翰林，大鹤之后，尤为出人头地。一子祖楫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翰林；另一子椿，字农先，后其兄六年成进士，杨椿工古文，少为姜宸英、朱彝尊所赏识，后为李绂、方苞所推服，雍正及乾隆初在史局二十余年，著作极富，其子名述曾，字二思，乾隆举鸿博，官至侍读学士，主修《通鉴辑览》，垂成而卒。杨继振疑即此杨家之后，至于如何入旗，尚待细考。
2.与杨继振同时的藏书家，有刘位坦父子，位坦字宽夫，顺天府大兴人，是“天子脚下”的土著，因得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书斋为“君子馆砖馆”，又名“砖祖斋”，家居京师后孙公园。所以题一门联“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
位坦子铨福，字子重，亦好藏书。适之先生的“宝贝”，甲戌本《红楼梦》，即为刘铨福旧藏。刘氏父子与杨继振同时同地同好，同为缙绅中人，应无不相识之理，然则既同有《红楼梦》异本，自亦无不相互借阅校勘之理。两者曾有何渊源，不妨探索。
关于徐嗣曾，赵文中说：
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则说有人亲自读到这套全本《红楼梦》。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
周春，浙江海宁人，字芚兮，号松霭，黍谷居士，生于雍正七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过进士，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上述那条记载是书于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后一次乡试是1788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赵文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明明是“雁隅”其人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何以张冠李戴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
赵文中又说：
据我查证，杨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进士，
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1785）擢巡抚，五十六年病卒于山东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纪录，但名下注“榜姓杨”。《清史》卷三百三十三有传云：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
此人与周春是海宁小同乡，前后中式，应该是相当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杨，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号，他中进士后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杨，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毙案，下吏议，赴京，事既定，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来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乡试，按清朝考试制度，应由当地巡抚出任乡试监临，于是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五十五年秋，台湾生番首领为了高宗八旬万寿，自请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领前往热河行在瞻觐，想来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这些事都发生在程甲本问世以前。
说杨畹耕即是徐嗣曾，赵文必有所本，可以不论；但果如所云，我可断言，徐嗣曾绝未收藏过这两部一名《石头记》、一名《红楼梦》的钞本。因为赵文所考证的徐嗣曾的经历，与事实大有出入。
事实如何呢？第一，乾隆五十二年徐嗣曾根本不曾赴京“打官司”；所以，第二，即无所谓“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然则，第三，“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即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再说第四，康熙五十三年虽逢大比之年，而徐嗣曾并未入闱监临；于是，第五，“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之说，亦成子虚；还有，第六，如果徐嗣曾曾与周春相晤，地点应该在海宁，而非苏州；最后还有个无关宏旨的第七，徐嗣曾死在乾隆五十五年，而非五十六年，这一点连《清史稿》都错了，《清史稿·列传》：“五十五年……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其实，徐嗣曾是死在这年十月而非十一月。
先谈第一点，徐嗣曾擢巡抚的第二年有林爽文之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见《清史稿·列传》）。按：“下吏议”者，交吏部议处，并未实令徐嗣曾赴京，所谓“坐不能督察”，即为“失察”，亦非重罪；即为重罪，按清朝的规制，是派大员驰赴福建查办。除非天子亲鞫，或必须两造对质，而非特简亲藩按问，不能定其是非者，才会召令督抚赴京。
林爽文之乱，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平定。其时闽浙总督李侍尧、常青皆驻厦门、泉州，为福康安办后路粮台。总督专管军务，则民政自须巡抚负其全责，亦绝不可能召徐嗣曾赴京，且逗留经年之久。
王氏《东华录》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谕：“徐嗣曾本系汉员，由科甲出身，朕因其办理地方事务，尚能循分妥协，是以擢用巡抚。朕平日信任委用，原非若福康安、李侍尧可比；但以柴大纪如此款迹昭然，在浙江既有声闻，福建自更有物议，徐嗣曾岂毫无闻见者？着该抚即将柴大纪各款迹详晰查明确实，并此外有无别项劣迹，一并据实参奏，该抚已往之咎，朕已不加深究；今经特旨询问，若再有徇隐之处，则是自取罪戾，恐不能再邀曲贷！”此谕十分明白，“溺毙清兵案”已邀曲贷，而其时徐嗣曾人在福建，并非在京。
徐嗣曾既未赴京，则回任之说，不攻自破。兹更一考徐嗣曾乾隆五十三年一月至八月的踪迹，仅据王氏《东华录》可知：
1.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命徐嗣曾接办台湾郡城、嘉义等处改建砖石城垣事宜。
2.同月，命在台湾为福康安建生祠；后知即由徐嗣曾董理此事。
3.五月，福康安、徐嗣曾会奏，审问柴大纪经过。
4.七月，福建藩司伍拉纳补授河南巡抚，但以“徐嗣曾见在台湾承办城工诸事，其巡抚事务系伍拉纳护理”，特命俟“徐嗣曾回至内地后”，伍拉纳再赴河南新任。
5.八月，徐嗣曾奏报，兴建福康安生祠事宜，特命“李侍尧、徐嗣曾着准其一体列入”，并亲定木牌位置，徐嗣曾居左三。
如上所述，徐嗣曾这年一直到八月都在台湾，则乡试在省城，徐必不在闱中，乡试监临虽为巡抚的专责，但如巡抚因故不能入闱，亦可由总督、学政或藩司代理。“雁隅”不知何人，看字面是个别号，查《（历代人物）别署居处名通检》并无此名；如果有心追索，就当时够资格入闱监临的闽中大员或闽籍人士的诗集中，细加搜检，当有所得。
关于徐嗣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入觐一节，王录所载，亦甚明白。是年三月初上谕，台湾狮仔等社生番头目一十二名均愿赴京叩祝万寿，着徐嗣曾带同，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
同年十一月初一记：徐嗣曾卒，调浦霖为福建巡抚。按徐嗣曾死在山东。奏报到京，至少要两三天工夫，可知死期必在十月而非十一月，否则，不可能初一便有上谕。至于徐嗣曾自福州至热河，必是经建瓯、浦城，翻仙霞岭入浙，循信安江入富春江，经子陵钓台而到杭州，再由运河北上。这是最近也比较舒服的一条路，到清末还是如此，宝廷放福建主考，来去都是这么走法，因而才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种风流公案。
运河经海宁、经苏州，但我不知赵文何所据而想到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
《海昌备志》载：“松霭潜心著述，所居著书斋。终岁不扫除，凝尘满室，插架环列，卧起其中者三十余年，四部七略，靡不浏览。”周春号松霭，卒于嘉庆二十年，享寿八十七。如“三十余年”以三十五年计，则自嘉庆二十年逆推，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周春即自锁于他的“梦陶斋”中了，徐嗣曾顺道往访，自然是在海宁，而非苏州。
写到这里，我想赵冈教授一定会承认，徐嗣曾并未收藏过这两部钞本。不过，这两部钞本从“闽中”这个方向去追寻源流，可能是走对了路子，我愿提醒赵教授：有正本的祖本收藏者戚蓼生，在乾隆五十七年是福建按察使，他的八十回钞本，名为《石头记》，莫非与“雁隅”所得的八十回钞本是同一来源？
————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
赵冈教授谈《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乾隆手抄本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稿〉》，发表于一月十七日联副，谓此稿本曾经徐嗣曾收藏，不确！据赵文知联经出版公司影印此稿，其原本收藏者为杨继振，请从杨继振谈起。
赵文：“杨继振字又云或幼云……隶内务府镶黄旗，即上三旗包衣人士。”又引褚德彝《金石学录续补》：“杨继振，字幼云，汉军镶黄旗人，工部郎中，收集金石文字，无所不精，于古泉币，收藏尤富。”又谓：“杨继振著有《星风堂诗集》及《五湖烟艇集》。”盖有两误：杨继振为汉军，绝非包衣，清朝内务府，最初固为上三旗包衣所组成，但内务府世家不必尽为包衣，自顺治入关后，汉人而入旗者，皆为汉军，不称包衣。从各种迹象来看，杨继振绝非包衣而为汉军，此非几句话可以解释得清楚，亦与这一重“公案”无太大关系。姑从略，此其一。杨继振藏书之所，名“星凤堂”而非“星风堂”，此其二。
汉军或用两名，遇汉人则冠汉姓，遇旗人则避汉姓，故杨继振又名继振。《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有继振而无杨继振，其传见《清画家诗史》。手头无此书，未能引录。
中华书局版《中外人名辞典》作杨继振：“清阳湖人，字幼云，爱藏书，数十万卷，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最后八字为杨继振所自道，则叙其为阳湖人，亦可信其确有所本，后面还要谈到，此处不赘。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条下有按语：“春宇先生讳宜振，汉军镶黄旗人，道光乙巳恩科进士，工部侍郎。同治乙丑视学江苏，昌炽以童子受知幼云先生，不独藏泉最富，金石图书亦皆充牣，近渐散佚，昌炽得其奇零小种，藏印累累，每册有‘杨’字圆印、‘石筝馆’、‘猗欤又云’印，两纸黏合处，有‘雪蕉馆’骑缝印，卷首有长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藏，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又题后云：‘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又引叙：“鲍康为继幼云跋《币拓》册子：‘春宇同年之弟幼云，与余有同癖，壬申解组旋都下，闻幼云收藏益富。’”
按：宜振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翰林，同榜有于同光政局绝大关系的两人，即文祥与阎敬铭。宜振于同治三年四月升补为工部右侍郎，正为文祥隐主朝局之时，次年冬外放为江苏学政，至十一年秋返京，回任工右，光绪五年正月调户部右侍郎，七年四月病免。
以上所引数据，可以约略归纳出杨继振的经历行踪：
1.杨继振当其兄放江苏学政时，是在江南。叶昌炽所谓“以童子受知幼云先生”，当是昌炽以童生赴考，而继振佐其兄阅文，取中昌炽。
2.杨继振做工部郎中，当在宜振外放之时。因为兄为本部堂官，弟须回避，即不能为本部司官。度继振北返，当在同治五、六年时，鲍康于同治十一年（壬申）到京“闻幼云收藏益富”，可决其此时在京。
3.当宜振回任后，继振又须回避，即或居官，亦为闲曹，而非必须常到衙门的司官。所以鲍康《戏柬继幼云》诗，有“翩然尘海两闲鸥”之句。
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前六卷脱稿于光绪十六年前，而星凤堂藏书已渐散佚，自是继振已下世的明证。
我作上述分析，意在为研究杨继振及其所藏此《红楼梦》稿本者，提供线索：
1.《中外人名辞典》说杨继振为阳湖人，必无误。继振自述，“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藏”以及“益以青箱旧蓄”等语，在在证明其出身书香世家；而《红楼梦》稿本上钤有“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印，更明明道出原籍。按阳湖即常州，明朝末科状元（崇祯十六年癸未）杨廷鉴常州人；子大鲲、大鹤，于顺治十六年、康熙十八年先后入词林；大鲲一孙，亦为翰林，大鹤之后，尤为出人头地。一子祖楫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翰林；另一子椿，字农先，后其兄六年成进士，杨椿工古文，少为姜宸英、朱彝尊所赏识，后为李绂、方苞所推服，雍正及乾隆初在史局二十余年，著作极富，其子名述曾，字二思，乾隆举鸿博，官至侍读学士，主修《通鉴辑览》，垂成而卒。杨继振疑即此杨家之后，至于如何入旗，尚待细考。
2.与杨继振同时的藏书家，有刘位坦父子，位坦字宽夫，顺天府大兴人，是“天子脚下”的土著，因得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书斋为“君子馆砖馆”，又名“砖祖斋”，家居京师后孙公园。所以题一门联“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
位坦子铨福，字子重，亦好藏书。适之先生的“宝贝”，甲戌本《红楼梦》，即为刘铨福旧藏。刘氏父子与杨继振同时同地同好，同为缙绅中人，应无不相识之理，然则既同有《红楼梦》异本，自亦无不相互借阅校勘之理。两者曾有何渊源，不妨探索。
关于徐嗣曾，赵文中说：
周春在其《阅红楼梦随笔》中则说有人亲自读到这套全本《红楼梦》。周春之文如下：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
周春，浙江海宁人，字芚兮，号松霭，黍谷居士，生于雍正七年，卒于嘉庆二十年，中过进士，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上述那条记载是书于甲寅（1794）中元日，庚戌是1790年，此年以前最后一次乡试是1788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赵文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明明是“雁隅”其人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何以张冠李戴说“杨畹耕买到两部钞本”？
赵文中又说：
据我查证，杨畹耕即是徐嗣曾，乾隆二十八年进士，
累迁福建布政使，五十年（1785）擢巡抚，五十六年病卒于山东行次。《福建通志》中有其任官纪录，但名下注“榜姓杨”。《清史》卷三百三十三有传云：
“徐嗣曾，字宛东，实杨氏，出为徐氏后，浙江海宁人。”
此人与周春是海宁小同乡，前后中式，应该是相当熟的朋友。徐嗣曾本姓杨，畹耕可能是早期的字或号，他中进士后才改徐姓，故榜上仍姓杨，乾隆五十二年，因清兵溺毙案，下吏议，赴京，事既定，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想来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乾隆五十三年各省有乡试，按清朝考试制度，应由当地巡抚出任乡试监临，于是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五十五年秋，台湾生番首领为了高宗八旬万寿，自请赴京祝嘏，嗣曾奉旨率生番首领前往热河行在瞻觐，想来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这些事都发生在程甲本问世以前。
说杨畹耕即是徐嗣曾，赵文必有所本，可以不论；但果如所云，我可断言，徐嗣曾绝未收藏过这两部一名《石头记》、一名《红楼梦》的钞本。因为赵文所考证的徐嗣曾的经历，与事实大有出入。
事实如何呢？第一，乾隆五十二年徐嗣曾根本不曾赴京“打官司”；所以，第二，即无所谓“于五十三年返福建原任”；然则，第三，“这两部钞本是他在北京打官司那段期间买得者”，即是毫无根据的空想；再说第四，康熙五十三年虽逢大比之年，而徐嗣曾并未入闱监临；于是，第五，“徐嗣曾便于该年乡试携带《红楼梦》入闱”之说，亦成子虚；还有，第六，如果徐嗣曾曾与周春相晤，地点应该在海宁，而非苏州；最后还有个无关宏旨的第七，徐嗣曾死在乾隆五十五年，而非五十六年，这一点连《清史稿》都错了，《清史稿·列传》：“五十五年……命率诣热河行在瞻觐。十一月回任，次山东台庄，病作，遂卒。”其实，徐嗣曾是死在这年十月而非十一月。
先谈第一点，徐嗣曾擢巡抚的第二年有林爽文之乱，“调浙江兵经延平吉溪塘，兵有溺者，嗣曾坐不能督察，下吏议”（见《清史稿·列传》）。按：“下吏议”者，交吏部议处，并未实令徐嗣曾赴京，所谓“坐不能督察”，即为“失察”，亦非重罪；即为重罪，按清朝的规制，是派大员驰赴福建查办。除非天子亲鞫，或必须两造对质，而非特简亲藩按问，不能定其是非者，才会召令督抚赴京。
林爽文之乱，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平定。其时闽浙总督李侍尧、常青皆驻厦门、泉州，为福康安办后路粮台。总督专管军务，则民政自须巡抚负其全责，亦绝不可能召徐嗣曾赴京，且逗留经年之久。
王氏《东华录》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谕：“徐嗣曾本系汉员，由科甲出身，朕因其办理地方事务，尚能循分妥协，是以擢用巡抚。朕平日信任委用，原非若福康安、李侍尧可比；但以柴大纪如此款迹昭然，在浙江既有声闻，福建自更有物议，徐嗣曾岂毫无闻见者？着该抚即将柴大纪各款迹详晰查明确实，并此外有无别项劣迹，一并据实参奏，该抚已往之咎，朕已不加深究；今经特旨询问，若再有徇隐之处，则是自取罪戾，恐不能再邀曲贷！”此谕十分明白，“溺毙清兵案”已邀曲贷，而其时徐嗣曾人在福建，并非在京。
徐嗣曾既未赴京，则回任之说，不攻自破。兹更一考徐嗣曾乾隆五十三年一月至八月的踪迹，仅据王氏《东华录》可知：
1.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命徐嗣曾接办台湾郡城、嘉义等处改建砖石城垣事宜。
2.同月，命在台湾为福康安建生祠；后知即由徐嗣曾董理此事。
3.五月，福康安、徐嗣曾会奏，审问柴大纪经过。
4.七月，福建藩司伍拉纳补授河南巡抚，但以“徐嗣曾见在台湾承办城工诸事，其巡抚事务系伍拉纳护理”，特命俟“徐嗣曾回至内地后”，伍拉纳再赴河南新任。
5.八月，徐嗣曾奏报，兴建福康安生祠事宜，特命“李侍尧、徐嗣曾着准其一体列入”，并亲定木牌位置，徐嗣曾居左三。
如上所述，徐嗣曾这年一直到八月都在台湾，则乡试在省城，徐必不在闱中，乡试监临虽为巡抚的专责，但如巡抚因故不能入闱，亦可由总督、学政或藩司代理。“雁隅”不知何人，看字面是个别号，查《（历代人物）别署居处名通检》并无此名；如果有心追索，就当时够资格入闱监临的闽中大员或闽籍人士的诗集中，细加搜检，当有所得。
关于徐嗣曾在乾隆五十五年入觐一节，王录所载，亦甚明白。是年三月初上谕，台湾狮仔等社生番头目一十二名均愿赴京叩祝万寿，着徐嗣曾带同，务于七月二十日以内，前赴热河。
同年十一月初一记：徐嗣曾卒，调浦霖为福建巡抚。按徐嗣曾死在山东。奏报到京，至少要两三天工夫，可知死期必在十月而非十一月，否则，不可能初一便有上谕。至于徐嗣曾自福州至热河，必是经建瓯、浦城，翻仙霞岭入浙，循信安江入富春江，经子陵钓台而到杭州，再由运河北上。这是最近也比较舒服的一条路，到清末还是如此，宝廷放福建主考，来去都是这么走法，因而才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这种风流公案。
运河经海宁、经苏州，但我不知赵文何所据而想到徐嗣曾是在“赴京途经苏州时，才把有关《红楼梦》这段佳话告诉了周春”？
《海昌备志》载：“松霭潜心著述，所居著书斋。终岁不扫除，凝尘满室，插架环列，卧起其中者三十余年，四部七略，靡不浏览。”周春号松霭，卒于嘉庆二十年，享寿八十七。如“三十余年”以三十五年计，则自嘉庆二十年逆推，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周春即自锁于他的“梦陶斋”中了，徐嗣曾顺道往访，自然是在海宁，而非苏州。
写到这里，我想赵冈教授一定会承认，徐嗣曾并未收藏过这两部钞本。不过，这两部钞本从“闽中”这个方向去追寻源流，可能是走对了路子，我愿提醒赵教授：有正本的祖本收藏者戚蓼生，在乾隆五十七年是福建按察使，他的八十回钞本，名为《石头记》，莫非与“雁隅”所得的八十回钞本是同一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