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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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斯·帕索斯（1896-1970）是出名很早的美国作家，一度与他的同辈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等人齐名。他的代表作《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1930年；《一九一九年》，1932年；《赚大钱》，1936年）问世后，萨特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在一般美国文学史上，多斯·帕索斯被归于左翼的行列，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同情苏联和美国共产党，并参与创办了左翼杂志《新群众》，但是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某些做法使他对当时的左派力量生出恶感，于是他的立场彻底改变。五十年代他甚至为麦卡锡主义辩护，这在以自由派为主导的美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极罕见的。多斯·帕索斯的后期作品不少，但他的声誉却不如早先。在我国读书界，多斯·帕索斯还不是知名人物，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作品迟迟未被介绍到中国来。外国文学研究界关于他的文章几乎凤毛麟角，我几年前读到过董衡巽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美国＞三部曲，兼评卢卡契的观点》一文，印象十分深刻。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上也有介绍多斯·帕索斯的章节，但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位杰出作家的专著。重庆出版社这次推出《曼哈顿中转站》的中译本，对我们重新认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坛是极有帮助的。
关于多斯·帕索斯的生平的著作，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刘海平、王守仁主编，共四卷，2002年）和《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虞建华等著，2004年）等著作。这里我就《曼哈顿中转站》略谈一点我的感想。《曼哈顿中转站》于1925年出版，可以说是作者的成名作。多斯·帕索斯当时还不满三十岁，但他再现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场景的能力和灵活简洁的新闻写作笔法已在这部小说中充分展示。小说一开头就把我们的视线拉到了曼哈顿的轮渡码头。
三只海鸥在破败的木板墙间破碎的箱子上、橘子皮上、腐烂的白菜帮子上飞翔着，渡轮顺着水流，撞击着、吞噬着河水，慢慢滑进码头，绿色的波浪泛出一圈圈泡沫。手绞车链条发出辚辚的响声。门向上卷起，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脚跨过缝隙，推搡着通过渡口发出一股股粪便味儿的木栈道，就像苹果被挤轧进榨汁机。
这段文字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后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它似乎把读者也拉进了纽约的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之中，同时制造了“中转”的动感。当时，对来自他乡的人而言，从轮渡口进入纽约是最方便的，他们很远就能看到港口自由女神的雕像。这是一个蕴含着难以置信的力量的城市，无数海内外移民慕名而来。他们在寻找机会的同时，也像被塞进榨汁机里的苹果似的，彻底被纽约吞噬、改造。这个号称是世界第二的大都会似乎不顾什么体面。渡口的海水混浊，水面上漂浮的尽是垃圾，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阻遏源源不断的来客。
《曼哈顿中转站》的书名提示读者，曼哈顿的渡口只是一个中转站，人们到这里来谋生像是来撞运气的，他们也许很快又走了，走向美国的四面八方。也有走不掉的，例如书中第一部里的年轻人巴德·库本宁。
巴德25岁，从小跟一个据说是他父亲的人长大。那人体格魁伟，以引起别人的恐惧为乐事，平时对巴德也是非常残暴，毒打之余还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背脊，致使巴德身上伤痕累累。巴德终于反抗了。一天他在僻静处操起刨草根的锄头打死那个恶人，从此开始了流浪纽约之旅。从曼哈顿渡口出来，他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感受到一点匿名者的安全。但是一看到戴礼帽、叼雪茄的男士，就浑身不自在，生怕他们是警察局的密探。就这样巴德在曼哈顿混日子，一次次担惊受怕，一次次受人欺侮。例如，他走过一个街区时看到人行道上堆了一些煤块，一位女主人在门前抱怨送煤的懒惰，不把她的煤块放到厨房里去。她要巴德把这活干了，她给一块钱。巴德当时已经饿了两天，搬了一筐煤就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干完活，女主人“赏”给他一些不新鲜的食物，工钱只付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巴德提醒她说好是一块钱，她就威胁说要报警，还骂他不知感恩。在纽约的街上，巴德是个典型的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袖口磨破了，鞋子已变了形，手腕的皮肤黑红，他问路时，破帽檐下是一双热切盼望回答的眼睛。仅仅是这外貌就足以让路人对他投以轻蔑的目光。
巴德凭力气吃饭，但是奋斗了好几年仍然居无定处，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去哪儿都无所谓，去哪儿都不行。”一天他出现在布鲁克林桥上，对着平静的河水想入非非：他与新娘正坐在豪华的大马车上赶往婚礼，还要去市政厅出席被任命为议员的典礼，掌声四起。这对新人的身边是一圈光环，它慢慢扩大，与曼哈顿摩天大楼窗玻璃上折射的阳光相融合。就在这时他投河自尽了。充满机会的纽约也有绝人之路。
小说的结尾是与起始呼应的。未能在新闻界闯出一条路来的吉米·赫夫要离开纽约了，他穿过的垃圾场与渡口的场景互相映照：
路两边是垃圾场，堆满冒着烟的垃圾。红色的阳光穿透薄雾照着生锈的发动机、废旧的卡车、福特轿车车架和一大堆看不出形状的腐朽金属。……他饿了，他的大脚趾开始磨出水泡。在一个闪着红灯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加油站，对面是一辆餐车。他谨慎地用最后一枚二角硬币买了早餐。
这段描述中有几个细节与巴德初到纽约时的窘迫极其相似。那天巴德走了太多的路，脚上起了泡。他也是在路边餐车前停了下来，对着价目表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要了煎蛋和一杯咖啡。
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巴德·库本宁和吉米·赫夫是所谓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losers），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是他们享用不到的。《曼哈顿中转站》里还有一些“成功人士”。那是一个大规模圈地的年代，做房地产的都发了大财。他们志向远大，紧跟时代潮流，推动时代潮流。他们要把砖石建造的旧纽约脱胎换骨，使之变成钢铁和玻璃拼搭起来的新纽约。砖砌成的巴比伦和尼尼微早就归为尘土，钢筋玻璃的纽约与世长存。他们在推销自己的楼盘时保证六个月以后房价就会翻番，你要是买了他们的房子，就可以拥有“安全、轻松、舒适、豪华”。对这些人而言，书中一再出现的歌再适合不过了：“如果大西洋海水都是香槟”。可是一旦大萧条来临，他们就可能是引领潮流的泡沫了。
在曼哈顿，要举杯庆祝自己成功的人还真不少。刚开业的年轻律师乔治·鲍德温为没有业务发愁，但他还是在别人面前装出忙忙碌碌的模样。正是像他那样的律师被称为“追赶救护车的人”。鲍德温的社会地位扶摇直上，进了政界，人人都想巴结他。他和女演员艾莲都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年龄：鲍德温在抢他头几个索赔生意的时候艾莲才刚生下来。到了小说最后一章两人走到了一起，但是这一章的标题“尼尼微的重负”似乎预示了他们以及整个城市的不祥结局。读者看着艾莲长大，她曾经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产生过真正的爱情，经历了几次婚姻后她把自己的名声和美貌视为投资的资本。鲍德温向她求婚了，她的回答竟然是“只要你能忍受，我也能忍受”。此时作者写道：“他的嘴唇无情地凑了过去，她像个濒死的人一样透过摇晃的车窗向外望，她瞥见的是交错的脸，街灯和飞速旋转的车轮。”
《曼哈顿中转站》的创作风格是新颖独特的，它像是电影脚本，由众多片段剪接拼贴而成，有点像所谓的后现代文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但是大致上能看得出有几位人物的人生轨迹。叙事上多新闻报道的特点，简明快捷，有的特写场景生动，对话背后的意蕴也极为丰富。如果要在小说人物中找一个主人公，艾莲是有望当选的候选人。我们跟着她出入一次次婚姻和演艺界幕后不光彩的交易，目睹她的演变和蜕化。由于她的原因，剧团经纪人哈利·高德维泽在小说中登台了，不过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这位演艺界的大亨是白手起家的，很小就给玩具店当跑腿，后来到戏院当领座员，居然就“发”了。现在他握有演员的生杀大权。他对艾莲吹嘘说：
十年前我只是厄兰格老头办公室里的一个小职员，现在，那些我过去给他们擦过鞋的人恨不能有个给我在西四十八街的办公室擦地板的机会。……今晚我能带你去纽约的任何地方，我不在乎那地方多贵多时髦……
不难想像他吐出这些豪言壮语时的神态。作者在处理一些细节上是很用心的。艾莲与高德维泽接触也有她的难处。听他说大话，她并不乐意，忍受他在她身上碰碰触触也有个限度。如果得罪了他，她就断了自己的生路。此时她看到有人卖气球，冲口说要买一个，立即后悔也来不及了。也许她是希望可以像气球那样自由自在地升天而去，摆脱身边那个不可一世的暴发户。这时高德维泽又来耍派了，他是这样吆喝的：“嗨，每种颜色要一个……金色的要一个吗？不用找钱了。”
然而艾莲并没有真的把气球拿在手里。她接过三个色彩不同的气球，把它们放在旁边一个小女孩的脏兮兮的手中，她似乎不想接受高德维泽的好意，拒绝太粗鲁，转送给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最为得当。小说中描写这一细节的文字非常简略，艾莲的心理活动作者一字不提。在瞬间发生的对话和动作中我们能读出复杂细腻的人情世故来。很快他们到了著名的中央公园里的一个饮食部，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点了咖啡。这时，乐队演奏的歌曲名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这是多么巧妙的旁白。艾莲是个明白人，但是她在将就妥协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读《曼哈顿中转站》，我们毫无陌生之感。或许我们应该以更紧迫的心情观察我们的城市，关心我们的城市。也许正是像多斯·帕索斯这样的作家促使纽约人在建设改造自己的城市时体现出智慧、远见和公共意识。
陆建德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九日写毕于青岛
多斯·帕索斯（1896-1970）是出名很早的美国作家，一度与他的同辈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福克纳等人齐名。他的代表作《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1930年；《一九一九年》，1932年；《赚大钱》，1936年）问世后，萨特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在一般美国文学史上，多斯·帕索斯被归于左翼的行列，他自己在二三十年代同情苏联和美国共产党，并参与创办了左翼杂志《新群众》，但是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某些做法使他对当时的左派力量生出恶感，于是他的立场彻底改变。五十年代他甚至为麦卡锡主义辩护，这在以自由派为主导的美国知识分子中间是极罕见的。多斯·帕索斯的后期作品不少，但他的声誉却不如早先。在我国读书界，多斯·帕索斯还不是知名人物，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作品迟迟未被介绍到中国来。外国文学研究界关于他的文章几乎凤毛麟角，我几年前读到过董衡巽的《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美国＞三部曲，兼评卢卡契的观点》一文，印象十分深刻。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上也有介绍多斯·帕索斯的章节，但我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位杰出作家的专著。重庆出版社这次推出《曼哈顿中转站》的中译本，对我们重新认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坛是极有帮助的。
关于多斯·帕索斯的生平的著作，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刘海平、王守仁主编，共四卷，2002年）和《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虞建华等著，2004年）等著作。这里我就《曼哈顿中转站》略谈一点我的感想。《曼哈顿中转站》于1925年出版，可以说是作者的成名作。多斯·帕索斯当时还不满三十岁，但他再现巨大而复杂的社会场景的能力和灵活简洁的新闻写作笔法已在这部小说中充分展示。小说一开头就把我们的视线拉到了曼哈顿的轮渡码头。
三只海鸥在破败的木板墙间破碎的箱子上、橘子皮上、腐烂的白菜帮子上飞翔着，渡轮顺着水流，撞击着、吞噬着河水，慢慢滑进码头，绿色的波浪泛出一圈圈泡沫。手绞车链条发出辚辚的响声。门向上卷起，男人们和女人们的脚跨过缝隙，推搡着通过渡口发出一股股粪便味儿的木栈道，就像苹果被挤轧进榨汁机。
这段文字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后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它似乎把读者也拉进了纽约的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之中，同时制造了“中转”的动感。当时，对来自他乡的人而言，从轮渡口进入纽约是最方便的，他们很远就能看到港口自由女神的雕像。这是一个蕴含着难以置信的力量的城市，无数海内外移民慕名而来。他们在寻找机会的同时，也像被塞进榨汁机里的苹果似的，彻底被纽约吞噬、改造。这个号称是世界第二的大都会似乎不顾什么体面。渡口的海水混浊，水面上漂浮的尽是垃圾，然而这一切丝毫不能阻遏源源不断的来客。
《曼哈顿中转站》的书名提示读者，曼哈顿的渡口只是一个中转站，人们到这里来谋生像是来撞运气的，他们也许很快又走了，走向美国的四面八方。也有走不掉的，例如书中第一部里的年轻人巴德·库本宁。
巴德25岁，从小跟一个据说是他父亲的人长大。那人体格魁伟，以引起别人的恐惧为乐事，平时对巴德也是非常残暴，毒打之余还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背脊，致使巴德身上伤痕累累。巴德终于反抗了。一天他在僻静处操起刨草根的锄头打死那个恶人，从此开始了流浪纽约之旅。从曼哈顿渡口出来，他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感受到一点匿名者的安全。但是一看到戴礼帽、叼雪茄的男士，就浑身不自在，生怕他们是警察局的密探。就这样巴德在曼哈顿混日子，一次次担惊受怕，一次次受人欺侮。例如，他走过一个街区时看到人行道上堆了一些煤块，一位女主人在门前抱怨送煤的懒惰，不把她的煤块放到厨房里去。她要巴德把这活干了，她给一块钱。巴德当时已经饿了两天，搬了一筐煤就喘不过气来。好不容易干完活，女主人“赏”给他一些不新鲜的食物，工钱只付一个二角五分的硬币。巴德提醒她说好是一块钱，她就威胁说要报警，还骂他不知感恩。在纽约的街上，巴德是个典型的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袖口磨破了，鞋子已变了形，手腕的皮肤黑红，他问路时，破帽檐下是一双热切盼望回答的眼睛。仅仅是这外貌就足以让路人对他投以轻蔑的目光。
巴德凭力气吃饭，但是奋斗了好几年仍然居无定处，看不出有什么出路。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去哪儿都无所谓，去哪儿都不行。”一天他出现在布鲁克林桥上，对着平静的河水想入非非：他与新娘正坐在豪华的大马车上赶往婚礼，还要去市政厅出席被任命为议员的典礼，掌声四起。这对新人的身边是一圈光环，它慢慢扩大，与曼哈顿摩天大楼窗玻璃上折射的阳光相融合。就在这时他投河自尽了。充满机会的纽约也有绝人之路。
小说的结尾是与起始呼应的。未能在新闻界闯出一条路来的吉米·赫夫要离开纽约了，他穿过的垃圾场与渡口的场景互相映照：
路两边是垃圾场，堆满冒着烟的垃圾。红色的阳光穿透薄雾照着生锈的发动机、废旧的卡车、福特轿车车架和一大堆看不出形状的腐朽金属。……他饿了，他的大脚趾开始磨出水泡。在一个闪着红灯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加油站，对面是一辆餐车。他谨慎地用最后一枚二角硬币买了早餐。
这段描述中有几个细节与巴德初到纽约时的窘迫极其相似。那天巴德走了太多的路，脚上起了泡。他也是在路边餐车前停了下来，对着价目表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要了煎蛋和一杯咖啡。
用美国人的话来说，巴德·库本宁和吉米·赫夫是所谓人生战场上的“失败者”（losers），追求幸福的天赋人权是他们享用不到的。《曼哈顿中转站》里还有一些“成功人士”。那是一个大规模圈地的年代，做房地产的都发了大财。他们志向远大，紧跟时代潮流，推动时代潮流。他们要把砖石建造的旧纽约脱胎换骨，使之变成钢铁和玻璃拼搭起来的新纽约。砖砌成的巴比伦和尼尼微早就归为尘土，钢筋玻璃的纽约与世长存。他们在推销自己的楼盘时保证六个月以后房价就会翻番，你要是买了他们的房子，就可以拥有“安全、轻松、舒适、豪华”。对这些人而言，书中一再出现的歌再适合不过了：“如果大西洋海水都是香槟”。可是一旦大萧条来临，他们就可能是引领潮流的泡沫了。
在曼哈顿，要举杯庆祝自己成功的人还真不少。刚开业的年轻律师乔治·鲍德温为没有业务发愁，但他还是在别人面前装出忙忙碌碌的模样。正是像他那样的律师被称为“追赶救护车的人”。鲍德温的社会地位扶摇直上，进了政界，人人都想巴结他。他和女演员艾莲都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年龄：鲍德温在抢他头几个索赔生意的时候艾莲才刚生下来。到了小说最后一章两人走到了一起，但是这一章的标题“尼尼微的重负”似乎预示了他们以及整个城市的不祥结局。读者看着艾莲长大，她曾经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产生过真正的爱情，经历了几次婚姻后她把自己的名声和美貌视为投资的资本。鲍德温向她求婚了，她的回答竟然是“只要你能忍受，我也能忍受”。此时作者写道：“他的嘴唇无情地凑了过去，她像个濒死的人一样透过摇晃的车窗向外望，她瞥见的是交错的脸，街灯和飞速旋转的车轮。”
《曼哈顿中转站》的创作风格是新颖独特的，它像是电影脚本，由众多片段剪接拼贴而成，有点像所谓的后现代文本。小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但是大致上能看得出有几位人物的人生轨迹。叙事上多新闻报道的特点，简明快捷，有的特写场景生动，对话背后的意蕴也极为丰富。如果要在小说人物中找一个主人公，艾莲是有望当选的候选人。我们跟着她出入一次次婚姻和演艺界幕后不光彩的交易，目睹她的演变和蜕化。由于她的原因，剧团经纪人哈利·高德维泽在小说中登台了，不过他只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这位演艺界的大亨是白手起家的，很小就给玩具店当跑腿，后来到戏院当领座员，居然就“发”了。现在他握有演员的生杀大权。他对艾莲吹嘘说：
十年前我只是厄兰格老头办公室里的一个小职员，现在，那些我过去给他们擦过鞋的人恨不能有个给我在西四十八街的办公室擦地板的机会。……今晚我能带你去纽约的任何地方，我不在乎那地方多贵多时髦……
不难想像他吐出这些豪言壮语时的神态。作者在处理一些细节上是很用心的。艾莲与高德维泽接触也有她的难处。听他说大话，她并不乐意，忍受他在她身上碰碰触触也有个限度。如果得罪了他，她就断了自己的生路。此时她看到有人卖气球，冲口说要买一个，立即后悔也来不及了。也许她是希望可以像气球那样自由自在地升天而去，摆脱身边那个不可一世的暴发户。这时高德维泽又来耍派了，他是这样吆喝的：“嗨，每种颜色要一个……金色的要一个吗？不用找钱了。”
然而艾莲并没有真的把气球拿在手里。她接过三个色彩不同的气球，把它们放在旁边一个小女孩的脏兮兮的手中，她似乎不想接受高德维泽的好意，拒绝太粗鲁，转送给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最为得当。小说中描写这一细节的文字非常简略，艾莲的心理活动作者一字不提。在瞬间发生的对话和动作中我们能读出复杂细腻的人情世故来。很快他们到了著名的中央公园里的一个饮食部，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点了咖啡。这时，乐队演奏的歌曲名为“他是一个捡破烂的”。这是多么巧妙的旁白。艾莲是个明白人，但是她在将就妥协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读《曼哈顿中转站》，我们毫无陌生之感。或许我们应该以更紧迫的心情观察我们的城市，关心我们的城市。也许正是像多斯·帕索斯这样的作家促使纽约人在建设改造自己的城市时体现出智慧、远见和公共意识。
陆建德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九日写毕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