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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身，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来人停顿了一下，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留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找你谈谈，尤其是你没装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不管站在那里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什么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嘴笑了笑，放下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说了起来，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下帽子，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在说就这样了，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给你看看，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您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脱掉雨衣，在外面抖了抖，把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出生于英国。]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有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一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再次把门关上。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在发烧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着。你有阿司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了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司匹林。
这儿，我说，吃完你就该走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吗？他有点生气了，低声说。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台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就算买，也不会去买一台吸尘器。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一次免费吸尘和地毯清洗的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甚至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夜，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里。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把你送走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条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的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座椅。当你发现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东西，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攒下来那么多东西，你会大吃一惊的。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这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尽头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响声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代表作《杜伊诺哀歌》《马尔特手记》等。]成年后，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伏尔泰（Voltaire，1694—178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是文化史家，被尊称为“文化史之父”。晚年为躲避法国政府，曾在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堡居住了十五年。]。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还用余光瞄了我一眼。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儿，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下一个手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拈了一撮上面的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取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的。很便宜。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枕头里，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响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旁边。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灭鼠灵。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靠近前门的地毯上那封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一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衬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者盆栽植物之类的？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到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简直像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似的，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现在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付不起，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你只能为我白干了，到此为止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清楚，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附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附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放松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变黑。他关掉吸尘器，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捡起了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咖啡我就不喝了。我还是别从地毯上走过去了。我刚洗过。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还在下雨。他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台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我说，算了吧。我很快就要走了。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
我丢了工作。我躺在沙发上听着雨声，随时期盼着来自北方的消息。我不时欠身，透过窗帘看一眼邮递员来了没有。
街上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再次躺下还不到五分钟，就听见有人在门廊上走动，来人停顿了一下，敲起门来。我躺着没动。我知道不是邮递员。我听得出他的脚步声。没工作时你得格外留心，通知会来自邮件，也会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他们有时还会直接上门来找你谈谈，尤其是你没装电话的话。
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更响了，坏兆头。我慢慢坐直身子，想从这儿看看前廊。但是不管站在那里的是谁，他贴着门站着，又一个坏兆头。我知道地板会咯吱咯吱地响，所以没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从那里的窗户向外看。
又一声敲门声，我说，谁呀？
我是奥布里·贝尔，一个男人说道，你是斯莱特先生吗？
你想干什么？我在沙发上喊道。
我有东西要给斯莱特太太。她赢了一样东西。斯莱特太太在家吗？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
唔，那么，你是斯莱特先生吗？那个男人说，斯莱特先生……他打了个喷嚏。
我从沙发上起身。打开锁，把门开了一条缝。是个老头，在雨衣里面显得肥胖臃肿。水沿着雨衣往下淌，滴在他拎着的那个装着什么设备的大箱子上。
他咧嘴笑了笑，放下大箱子。他伸出手来。
奥布里·贝尔，他说。
我不认识你，我说。
斯莱特太太，他说了起来，斯莱特太太填了张卡。他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翻了一小会儿。斯莱特太太，他念道，南六街东二百五十五号？斯莱特太太中奖了。
他脱下帽子，庄重地点了点头，用帽子抽打着雨衣，好像在说就这样了，都搞定了，旅程已经结束，到达终点了。
他等着。
斯莱特太太不住在这里，我说，她中了什么奖？
我给你看看，他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要是时间不长的话，我说，我很忙。
好的，他说，让我先把这件雨衣脱了。还有这双套鞋。我不想在你的地毯上留下水迹。我看见你确实铺了块地毯，您是斯……
看见地毯后，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他打了个寒战，脱掉雨衣，在外面抖了抖，把领子挂在门把手上。这是个挂衣服的好地方，他说，该死的天气，别提了。他弯下腰来松鞋带。他把箱子放在房间里面。他脱掉套鞋，穿着拖鞋进了房间。
我关上门。见我盯着拖鞋看，他说，奥登[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诗人，出生于英国。]第一次去中国时，穿着拖鞋走遍了那里。从来没有把它们脱下来过。有鸡眼。
我耸耸肩。又看了一眼街上有没有邮递员，再次把门关上。
奥布里·贝尔盯着地毯看。他咬住下唇，然后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摇头。
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没什么，天哪，他说。他又笑了起来。我想我是昏了头了。我想我在发烧。他把手放在额头上。他的头发乱成一团，头上戴帽子的地方被压出一圈印子。
我像是在发烧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我可能是发烧了。他仍然盯着地毯看着。你有阿司匹林吗？
你怎么啦？我说，我希望你别把病传给我。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
他摇摇头。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用穿着拖鞋的脚踩了踩地毯。
我去了厨房，洗了一只杯子，从瓶子里倒出两片阿司匹林。
这儿，我说，吃完你就该走了。
你能代表斯莱特太太吗？他有点生气了，低声说。算了，算了，算我刚才没说，算我刚才没说。他擦了擦脸，吞下阿司匹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房间。然后他费劲地倾身向前，打开箱子的搭扣。箱子嘭的一声打开了，露出装满各种各样东西的隔间，有软管、刷子、发亮的管子和一个装在小轮子上面、看上去很重的蓝色的东西。他盯着这些东西，一副吃惊的样子。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调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靠近了一点，要我说这就是台吸尘器。我没买东西的打算，我说，就算买，也不会去买一台吸尘器。
我想让你看个东西，他说。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看这个，他说。他把卡片递给我。没有人要你买什么。但你看看这个签名，是不是斯莱特太太的签名？
我看着卡片。我把它凑到灯光下面。我把它翻过来，但另一面是空白的。那又怎样？我说。
斯莱特太太的卡片是从一篮子卡片里随机抽出来的。有几百张这样的小卡片。她赢了一次免费吸尘和地毯清洗的服务。斯莱特太太中奖了。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来这里甚至要帮你们吸吸床垫，斯……先生，看到床垫上日积月累的那些东西，你会吓一跳的。生命里的每一天，每一夜，我们身上都会留下一点东西，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我们身上的这些碎屑去哪儿了呢？它们穿过床单掉进了床垫，就在那里！还有枕头里。都一样。
他把那些亮晶晶的管子一根根地取出来，把它们接了起来。现在他把长度适当的管子插进软管。他跪在地上，嘴里咕哝着，把一个像吸嘴一样的东西接在软管上，又把带轮子的蓝色的东西提了出来。
他让我查看了一下他打算用的滤网。
你有车吗？他问道。
没车，我说，我没有车。如果有的话我会开车把你送走的。
太不幸了，他说。这个小吸尘器带着条六十英尺长的延长线。如果你有辆车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小吸尘器推到你车门跟前，吸一下里面的长毛地毯和豪华仰式座椅。当你发现我们身上会掉下那么多东西，那些高级椅子下面长年累月积攒下来那么多东西，你会大吃一惊的。
贝尔先生，我说，我觉得你最好把东西都收起来，离开这里。我这么说没有任何恶意。
但他正在房间里四处找插座。他在沙发尽头找到了一个。机器里面像是有个玻璃球，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总之，里面有松动的东西，稍后，响声变成了稳定的嗡嗡声。
里尔克[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代表作《杜伊诺哀歌》《马尔特手记》等。]成年后，从一个城堡搬到另一个城堡。全靠资助者，他透过吸尘器的嗡嗡声大声说道。他很少坐汽车，情愿去坐火车。再看看和夏特莱侯爵夫人住在西莱堡的伏尔泰[伏尔泰（Voltaire，1694—1788），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也是文化史家，被尊称为“文化史之父”。晚年为躲避法国政府，曾在夏特莱侯爵夫人的西莱堡居住了十五年。]。面对死亡，他多么平静。他抬起右手，好像我马上要反驳他似的。不对，不对，说得不对，是不是？别这么说。但又有谁知道呢？说完他转过身去，开始把吸尘器往另一个房间里拖。
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窗户。被子堆在地上。一个枕头，一张床单罩着床垫。他褪下枕套，又迅速地把床单从床垫上扒下来。他盯着床垫看，还用余光瞄了我一眼。我去厨房拿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看着。他先把吸嘴放在手掌上试了试吸力。他弯腰调了调吸尘器上的一个旋钮。像这样的活儿，得把马力调到最大，他说。他又检查了一下吸力，然后把软管拉到床的顶头，让吸嘴在床垫上移动。吸嘴贴住了床垫，吸尘器发出更大的响声。他把床垫来回吸了三遍，然后关掉了机器。他按下一个手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他取出滤网。这个滤网只是用来做示范的。正常使用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进到袋子里，这里，他说。他用手指头拈了一撮上面的灰尘，肯定有一茶杯那么多。
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
这不是我的床垫，我说。我在椅子上往前倾了倾身子，努力做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现在轮到枕头了，他说。他把用过的滤网放在窗台上，向窗外看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你来抓住枕头的角，他说。
我站起来，抓住枕头的两个角。觉得自己像是在揪住某个东西的耳朵。
就像这样？我说。
他点点头。他去另一个房间又取来一个滤网。
这玩意要多少钱？我说。
几乎不值钱，他说。它们是用纸和一小点塑料做的。很便宜。
他用脚打开吸尘器开关，我紧紧抓住枕头，吸嘴陷进枕头里，从枕头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一遍，两遍，三遍。他关掉吸尘器，取出滤网，一声不响地拿着它。他把它放在窗台上另一个滤网旁边。然后，他打开壁橱的门。他向里看了看，但里面只有一盒灭鼠灵。
我听见门廊上的脚步声，门上投信口开了一下，又咔嗒一声关上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
他拖着吸尘器进了另一个房间，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看了一眼靠近前门的地毯上那封朝下的信。
我朝那封信走去，转身说道：还有什么？不早了。这块地毯不值得弄。它只是一块十二乘十五、加了防滑背衬的棉线地毯，从地毯城买来的。根本就不值得去弄它。
你这儿有装满的烟灰缸吗？他说，或者盆栽植物之类的？一把土也行。
我找到烟灰缸。他接过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毯上。用穿着拖鞋的脚把烟灰和烟头踩碎。他又跪下来，放进一个新的滤网。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到沙发上。他腋下在出汗。肚子上的肥肉耷拉到皮带上。他拧下吸嘴，在软管上装上另一个装置。他调了一下旋钮，用脚打开机器的开关，开始来回走动，在这块破地毯上来回地走动。我有两次向那封信走去，但他简直像是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似的，总用那些软管和金属管子挡住我的去路，他扫过来，扫过去……
我把椅子搬回厨房，坐在那里看着他工作。过了一会儿，他关掉机器，打开盖子，一声不响地把滤网递给我，上面全是灰尘、毛发和颗粒状的东西。我看了一眼滤网，起身把它丢进了垃圾箱。
现在他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不再解释什么。他拿着一个装着一点绿色液体的瓶子去了厨房。他把瓶子放在水龙头下面，灌满水。
你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付不起，我说，即使是个没它就活不下去的东西，我也拿不出一分钱。你只能为我白干了，到此为止吧。你在我身上花工夫实在是浪费时间，我说。
我想把话说清楚，免得误会了。
他继续忙他的。他在软管上安了另外一个附件，用一种复杂的方法把瓶子挂在这个新附件上。他在地毯上慢慢地走着，让刷子在地毯上前后移动，不时释放出一点青绿色的蒸汽，形成了一摊一摊的泡沫。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放松下来，看着他工作。我偶尔看看窗外的雨。天开始变黑。他关掉吸尘器，站在靠前门的一个角落里。
要喝咖啡吗？我说。
他在粗声喘气。他擦了把脸。
我烧上水。水烧开后，我冲了两杯咖啡。他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拆开装了箱，捡起了那封信。他读着信上的名字，仔细查看着寄信人的地址。他把信对折起来，放进了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直注视着他，什么都没干。咖啡凉了。
这是斯莱特先生的信，他说，我来处理它。咖啡我就不喝了。我还是别从地毯上走过去了。我刚洗过。
那倒是，我说。然后我说：你确定那封信是给谁的？
他伸手去拿沙发上的外套，穿上它，打开前门。还在下雨。他脚伸进套鞋里，系好鞋带，然后穿上雨衣朝里面看了看。
你要看一眼吗？他说，你不相信我？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我说。
好了，我该走了，他说。但他仍然站在那儿。你到底要不要这台吸尘器？
我看了看这个大箱子，它已经合上，准备上路了。
不要，我说，算了吧。我很快就要走了。它只会碍事的。
好吧，他说。他带上了门。